关于中国人的“幸福”与“和谐”, 听说“官家”早已“洞察”,不消几日就会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研究”和“安排”。据悉，“纲领性文件”已经预备好了, 题目叫着《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之配套的“口号”也钦定了, 说是有两条, 一条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的任务，更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 另一条叫“关注幸福指数、提升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根据“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以后的经验, 大家敏感地预测: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幸福”与“和谐”, 马上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
果然, 细一点的东西接着就来了。国家统计局在继推出“绿色GDP指数”之后，又“紧跟形势”宣布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需求。
与此同时，“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摆设”，也“风骚”地摆上了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市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深圳市已制定了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区指数”今年年初也已成功通过测试。
有“御用专家”歌颂说，“幸福指数”、“和谐指数”、“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等的不断涌现，是对中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理念的生动诠释。“官家”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定, “是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决定、是进一步推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的决定，是坚持科学求实精神的决定，是既满怀激情、积极主动，又沉着冷静、从容不迫的决定”。
当然, 对于中国老百姓倒底需要怎样的“幸福”与“和谐”, 也有不少的说法。有人认为, 社会和谐是一种动态过程，其关键在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也就是说, 社会和谐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政治前提”。就当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形成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强权地位，决不允许资本主导政治的运作。这是利益关系得以协调的一个基本保证。
具体一点看,财富“如何分配”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分配决定着社会的公平程度，而社会公平程度，又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现在，贫富差距在逐步拉大，特别是非公平性的社会财富分配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的存在，已经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对一些人群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心理影响。所谓仇富心态、笑贫心理等现象, 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常人与人关系的扭曲。
于是就有了“幸福政治”或“政治幸福”这个说法。事实上，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而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包括人们的私生活)的影响最大，政治介入到人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在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所以，研究和描绘人们的幸福状况，怎么能够忽略或者回避政治呢？
那么，我们面对的政治，是幸福还是不幸呢？
举例说, 中国一年至少有数千亿元被公吃公喝，有数千亿元被官员出国旅游考察，有数千亿元用于公车，还有不知其数的“银子”被用于楼堂馆所。这些数据因为伺空见惯, 似乎有点“老掉牙”了。新鲜一点的是：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８０％是为了８５０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２００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４０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５００亿元。与之相反的, 是大多数老百姓毫无保障可言, 小病尚且可撑, 大病只好等自生自灭了。
显然，我们的政治，仅是少数人幸福的源泉，而为多数人不幸的根源。少部分人依托政治而幸福美满，大部分人因为被剥夺而充满哀怨。甚至经济总量越大, 大部分人的“幸福感”越差。因此, 从总的社会状况来说，在“政治前提”不变的情况下, 什么人幸福什么人不幸，多少人幸福多少人不幸, “幸福感”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或者技术问题, “官家”、民众一目了然。
政治之让人们幸福者，大概还需人们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如言论自由权，结社权，游行示威权，罢工权，信仰权，以及对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等等，这些权利不但应该在法律上被写明，还应该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制度保障。换句话说, 这种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同时又是政府或者政治机构的义务。当任何一个公民需要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政府有义务保障其行使权利，并提供方便 。
果如斯, 也许我们不会等矛盾重重、陷入困境时才去破解矛盾。也许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也许中国人的“幸福”与“和谐”，果真会象传说中的那样“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