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凡间几乎绝望的情况下，82岁的吴敬琏却站了出来，高呼：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详见2012年2月13日，《中国经济周刊》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对吴敬琏的专访报道）

人们不禁肃然，称赞吴老的执着、敏锐、勇气与胆量。

尤其吴老谈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说也有遗憾：与1980年的小平同志“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这就像邓小平自己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吴老还进一步谈到：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闻听此言，人们不禁来了些许的快感。不过，遗憾的是，吴老接下来谈的，却是他玩了一辈子的“吴市场”—— 譬如“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譬如“国企应该继续退”；譬如“管价格是管不住的”；譬如“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 譬如“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等等之类的纯技术问题，而只字未提政治应该怎么改，改什么等人们急切关心的问题。

于是人们想到最近比较时髦的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说当今之中国是权贵资本（官商）与流氓资本（盗商）的天下。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

在这种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但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个选择：移民。

权贵移民，企业家移民，中产也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能力移民的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再到中产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则独领风骚，占主流趋势。

这就是当今中国之乱象。每一阶层的“杰出代表”几乎都在想方设法地吸血和逃离，甚至于逃离之后还隔岸吸血。而少数几个所谓中国的“思想者”或“灵魂”，也似乎被人抽了脊梁，拿了要害，每每说话都有意无意地在回避着什么。或许吴老也是一个。

如斯看，难道中国的政治改革真的就这么难吗?

说白了，中国政治改革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两个问题：改还是不改，这样改还是那样改。

显然，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没有非改革不可的紧迫感，就很难有改革措施上的认真思考和探索；而当改革的大方向还有巨大分歧的时候，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就很难有实质意义。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都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的时候，改革才会向前推进。

现实的分歧在于，各方利益僵持着，互不让步。而此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发展恶化，又使很多民众难于忍受继续拖延下去。这种情况，既考验着各方的耐心，也侵蚀着理性讨论，令人忧心。

放开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是要回答，到底是搞“议会制、三权分立”的“那一套”，还是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套”?

现在看，不管是“这一套”还是“那一套”，中国的理论家、思想家，甚至“领袖”们，都有很多问题没说清楚，或只停留在原则和口号的层次上，没有具体措施和操作层面上的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形成完整可行的思路。

一方面，所谓现代西方政治观念的“那一套”，确实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一直被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来宣扬。但是，西方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却一直有很多疑问。

这些年来很多国家试图引进这种制度，但却鲜有成功的例子，反而常常引起混乱和倒退。从苏联、东欧到亚非拉，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思路在中国就能成功，就能避免混乱并解决当前急迫的问题呢？

就算真要推行这个方向的改革，具体应有什么措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又有什么办法来避免和解决？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而迄今为止，却没有见到多少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们信服的答案，这种主张就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也很难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改。

另一方面，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这一套”，其实也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一种标准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必须长期坚持”。

但这种说法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最起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不包括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东西，意味着不用改革，那显然是不对的。

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至少意味着现行的体制有明显的缺失。就算这种制度的原则要长期坚持，也应该采取断然措施，改革、发展、完善这种制度，解决当前紧迫的矛盾和危机，建立足以制止贪污腐败，维持公平正义，支撑长期发展的有效机制。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假如我们明确宣示不搞“那一套”，就更应该想清楚、说清楚要怎样搞好“这一套”，真正推动改革并取得成效，才能令人信服。

总之，不管主张什么“主义”，倡导什么“价值”，都需要我们拿出勇气，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恐怕也只是末世弃船的虚张声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