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最大的政治，似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这使人想起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反反复复、冷冷热热、形形式式的“重农主义”。人们好象找到这样一条“规律”：凡是工业搞不下去了，就必定会搞农业；凡是城市比较难弄了，就必定会弄农村。因此, 每次“重农主义”的结果，总是以轻农甚至弃农而告终。

那么，这回“重农主义”的结果会是怎样呢？且让我们算算帐，看看从经济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支持“三农”的资金，2004年是2626亿元，2005年是2975亿元，2006年自然要加大“力度”，预计要达3397亿元。这看起来比较可观，但与解决“三农”问题实际需要的资金比，可谓杯水车薪。

拿2006年来说，预计给3397亿元，但其中大约1000亿元要用于补偿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实际财政缺口却高达1700亿元，尚有700亿元的差额。用于教育的补贴，中央政府期望给400亿元，而实际需求却高达1200至1500亿元之多。

如果我们设想这回的“重农主义”可以撑到2020年，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那么预计每年仅基础设施的投入需求，就在2700亿元以上，再加上1700亿元的地方政府补贴，1200亿元以上的农村教育投入，这对于每年实际可支配资金仅为9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来说，有可能长久吗？人们一般认为，在一项政策即将或者已经成为“无米之炊”时，决策者可能就会“另辟蹊径”了。

这样看来，仅在经济意义上的“重农主义”，极有可能象以往一样，陷入不能自拔或者不得不拔的境地，充其量是昙花一现。这就好象25年前，我们为了解决“贫困的平均主义”，而设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可以“带动全民致富”一样，其结果, 是造就了“绝对的贫困”和“绝对的富裕”这一对活宝。

于是，我们又极不情愿地拿出相对中央财力来说“绝对多”，而相对贫困人口来说“绝对少”的银子，试图抹平差距，以期达到“富裕的平均主义”或者“富裕的和谐社会”，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其实，对于农业和农村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农民最需要什么，大家的心里是清楚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如同城市和工业问题一样，说到底还是个政治问题。农民其实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资金和技术问题, 而是民主和平等问题。如果说城市和国企改革，已经触摸到了政治这根敏感的神经，那么农业和农村问题“拚”到最后，也必然显现出政治体制的尴尬。

比如“三农”资金问题，表面看是个经济问题，但只要我们横向看看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就很客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机制，不是资金而是土地，不是给钱而是给权。说白了, 是要让土地的增值权落到农村和农民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农民没有完全的土地产权或者土地话语权，凭什么得到城市和工业的“反哺”呢？这显然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

此外，人们还明显地担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行的县、乡(镇)、村三级政府机构的服务职能和水准，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服务的职能和水准，能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吗？答案显然令人忧虑, 因为此前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就刊登文章说，全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而公费出国消耗的财政费用, 一年也在3000亿以上。如此大的行政成本, 叫人想放心都难。有人甚至认为，目前基层政府不仅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利用好不断增加的“三农”资金，而且会大量地消耗和浪费这些资金。弄不好大量“三农”资金还没到农村和农民手上, 就成了一些地方官员好大喜功、腐败成风、管理不善和结构性消耗的牺牲品。

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官家还是看准了的, 解决的决心也是比较大的, 这己然是不小的进步。只可惜官家仍然还是太看重“不稳定的稳定”和“不长远的长远”，因而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始终只情愿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地看作是经济问题。这样就自然有所谓“工人不干了，给点救济；农民不行了，转点补贴；干部不愿了，涨点工资。”等等等等, 如斯“妙计”。大家都希望抱着既得的东西，乞救天降祥云，以保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