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各大媒体似乎有点反常，忽然喜欢上农民了。为什么? 据说是元旦这天发生了“几千年等一回”的大喜事：中国的农民告别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站起来了”。

大家是知道的，我们的各大媒体一般都是或一般都不得不是以“喉舌”为己任的。于是，就有了很多的“主流说法”。比如“告别农业税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后农业税时代应是农民权利的时代”、“视点：划时代的伟大决定”、“某某某是咱农民的贴心人”，等等如题。有人还就此“乐观”地得出结论：废除农业税条例，意味着我国已经迈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指日可待了。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看看农业税本身。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减轻农民的负担。农业税从1950年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降到了2004年的不到1%。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又从2004年的232亿元，降到了15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0.05%。洋洋9亿农民，区区15亿元，不论是保留还是减免，撑死了每人每年不过增加或者减少不到2元钱的负担，这就谈得上解决“三农”问题了？这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再看看“三农”状况。有人经典地表述为“四个没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机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没有改观。还有人举例诉说农民的悲苦：“去年农民人均收入2936元，纯收入800多元，而一个大学生每年的支出是七八千元，本科四年下来差不多花3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这样的表述和举例是什么意思呢？说小了，是咱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没有感情，没有公平”。说大了，其实是“没有王法”。

最后看看农民的反映。本来告别了皇粮国税，农民是该高兴的。可是没几天他们就担心起来：一是担心刚刚打破的“2600年的纪录”，用不了几年等农民稍稍有点盈余，又可能被“打破纪录的人打破”。二是担心取消了农业税，有些基层政府会增加“弹性费用”。因为“刀把子始终在人家手上”。三是担心各类农资找到了涨价的“理由”，又来一番“价格抵消”游戏。四是担心一些基层政府将“没要税”作为“不作为”的理由，出现“没税了，也没政府了”的现象。总之，农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生怕这回会是“告别了刘文彩，又来了黄世仁”。

这么分析下来，足见“三农”问题其实与城市问题如出一辙。根本就不单单是一个财政问题，或者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但要求告别皇粮国税 (甚至不告别皇粮国税也无妨) ，而且要求告别“诸候皇帝”。也就是说，农民兄弟要的不是“胡温”在位时，由于他们的亲民，才有的一点点减免和“告别”。而是要一种完整的体制, 它不论谁在位，也不论是否亲民(也不大可能), 都不得不有的减免和“告别”。说白了，就是决定权要在农民兄弟手上，或农民兄弟的代表手上，而不是“诸候皇帝”手上。很显然，这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告别“诸候皇帝”体制，肯定是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不过，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实质性的改革时间表：

比如哪年可以彻底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从十六大开始？还是从十七大开始？

比如哪年可以实行党内竞选制度或直选制度，是从十七大开始？还是十八大开始？

比如哪年可以成立“宪法法院”，并制定《保护公民权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监督政府的自由和权力，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比如哪年可以结束民主党成为“摆设党”的局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多党合作制”，并制定《政党法》、《参政法》、《监督法》等, 予以保障。

……等等N多。

如是下去，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农民兄弟乃至全国民众，有福气看到一种全新的中国式民主体制。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金钱民主”，也不同于东方的“君主民主”，而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制度精华，充满了中国人治国智慧的民主体制。果真如此，多少年来为了民主和自由而牺牲的先烈们，当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