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常出点高兴的事，不足为奇。经常出点伤心的事，也不足为怪。可是最近出的两件事，就让人不得不往深里想问题。

第一件，是关于拍马屁的事。本来是很“正常”的，从古到今，从南到北，从上到下，随时随处都有经典的事，经典的人。这不，最近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下基层时，又语出惊人：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很会做“领导工作”，但不会做群众工作。什么叫很会做“领导工作”啊，不就是很会拍马屁嘛!

习近平说得好。现在拍马屁的技巧和手段，大家都不好怎么形容了。可以说是集千古之大成，把中国人的奴性，风派，媚权派发挥到了极致。更为可拍的是，整个社会拍马屁的程度和接受拍马屁的态度，几乎成为时尚，不拍不足以成官场，不拍不足以为民生。

可是习近平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说，或者不好说。为什么一些人很会做“领导工作”，而不会做群众工作呢？答案很简单：制度所为。

试想一下：一个只有上级说了算的地方和单位，你怎么让下级不去做上级领导的工作，而去做下级群众的工作呢？他肯定是要讨好上级，迎合上级的。要不然，他怎么混啊？反言之，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单位是人民或人民代表说了算，领导只是人民的一个公仆。他还敢不为人民服务，不讨好人民群众吗？

第二件事，是关于王斌余杀人的事。一个弱者，一个少年，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民，仅仅是为了讨回他每天七块伍角钱的工钱，却被百般凌辱，多番暴打。如此，天下又有几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能忍得住忍得了呢？于是，就发生了“不如先杀个四死一伤，20年后再当好汉”的事情。这是王斌余的个人悲剧，但更多的却是制度的悲剧。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劳动部门，在接到王斌余的投诉后，不是简单调解就走，而是直到为王斌余拿到工钱再走，他会杀人吗？如果我们的法院，在接到王斌余的投诉后，不是要等三至六个月才能实际介入，而是设有特别程序，提前介入立马可办，他会杀人吗？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按照政策，及时查处包工头的行为，或者农民工的工资直接由政府监管，他会杀人吗？凡此种种，我们都应该做得到的，都应该办得到的，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办。为什么？答案也很简单：制度所为。我们以少数人治人为出发点，又以多数人治于人为结果的制度，催生了一个绝望的少年，拿起了屠刀。

但愿，习近平的批评，能唤醒他自身所在的上层建筑。但愿，王斌余的屠刀，能砍醒近乎麻木的上层建筑。

王斌余的父亲王立定到看守所看儿子，这可能是他们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