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同事书架上翻出一本余华的《活着》，勾起当年第一次看时的悲怆之情，于是便借了出来，趁着小休几日工龄假的机会，猛猛地再悲怆悲怆。

其实我是不大了解作者余华的。早年听说他是中国文坛的先锋试验派，说白了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之类人类。但据说到了1997年，余华被“烟火”呛得不行，进而勇敢地做出了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之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

因此可以说，《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它证明了两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以及“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从这个角度看，《活着》其实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性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

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

在我看来，读《活着》这部小说，人们更多的，是从中感受一种命运的本质：人活着本身并无任何意义! 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以笑和卖笑的方式哭，在悲苦和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样的感觉在当今社会恐怕也过之不及。

比如郑州市64岁的退休矿工陈新年，在好的房子太贵买不起，自己家的破房子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的情况下，想到了一个“活着”的好办法：用4年时间，在自家居住的棚户区院内地下6米处，挖出一个50平方米的房间。

据说这个地下房间冬暖夏凉，按照附近房地产价格计算，价值20多万元。在地下居室，陈新年和老伴跳舞、唱歌，其乐融融，女儿们也争相下来居住——他们全然没有悲苦愤世的力气，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活着。

此类的中国式黑色幽默不乏一例：近日有媒体就访得一位78岁老人，居然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建造了8间“胶囊公寓”，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却可躺、可坐、可看电视和上网。这位老人叫黄日新，据他介绍，他是去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活着的办法。

当然，更惨一点的，可能要数实际大量存在，却没有名份的“性工作者”。据说在“官家”最近觉得“太不像话”之后，全国各地查出的卖淫嫖娼场所和人员“超出想象”，而“性工作者”之低龄化和嫖客之“高素质”，也夸张到令人咋舌之地步。

仅2010年8月31日晚，南宁警方便出动320人，分为14个突击查处小组，对桑拿洗浴场所、路边美发店、按摩店开展统一查处行动，清查出涉黄场所32家，查获涉嫌违法人员178人，其中多名街头揽客的站街女还未满18岁。

可见当下中国，与《活着》之中国，没有太大分别。只不过当年的口号是“小鸡长大了就是鹅，鹅长大了就是羊，羊长大了就是牛，牛之后应该就是共产主义! ”

而当下之中国则是“土地承包完了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完了就是先富起来，先富完了就是房改，房改完了就是教改，教革完了就是医改，医改之后应该就是共同富裕! ”

想不到历史竟会如此巧合循环。或许正因如此，《活着》才反复明确这样一个道理：活着，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是一个过程；但在本质意义上，活着，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也许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孤零零地活着!

郑州市64岁的退休矿工陈新年在挖地下房。

北京78岁老人黄日新在“胶囊公寓”。

南宁街头揽客的站街女还未满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