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不要紧。

于是乎，在中国便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参加争论的人非常一致地指责年轻一代，高度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没救了。

 可是，这些“道德高足”在指责下一代的同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这样的道德衰败负责呢？

 谁都清楚，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目下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的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与其说是“骄惯”出来的，不如说是 “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一种较高的道德水准，但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金钱很快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拜金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开始没有了，钱可以为所欲为，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官家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它使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时至今日，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官家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不大。GDP主义让年轻人直接接受了“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利益”的反道德教育，此时道德还有什么位置可言?

 更可怕的，还有官员的腐败，几乎将道德全面解体。无论在国内国外还是在街头巷尾，说到官场，给人的第一概念便是腐败。金钱腐败的数量，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不但是难为后生，简直就是摧残后生了。无怪乎不时有天真的孩子说，长大了要立志 “当贪官”。

 除此之外，同样严重扭曲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

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地具有长远眼光地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

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

从前是控制扼杀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和不择手段的，包括对权、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各种道德说教？这显然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

显然，年轻人道德或不道德，这是个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问题是，这些又由谁去担当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