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一”节, 由于“黄金周”的发明和“旅游热”的炒作, 几年下来, 大家几乎忘了“五一”曾经是“劳动者的节日”。由此, 无论官方和民间,  “劳动者”己然没有了往日的“光荣”, 其地位更是每况逾下。不过这好象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在阳光的阴暗面, 艰难地生存着的非法劳动者,因为他们连劳动都是躲藏着的。

让我们先看看童工。前些时候有二则关于童工的消息, 一则说的, 是14岁的湖南少年唐前（化名）向湖南警方报案称，自己和弟弟等人被骗到浙江，工作的“工厂”只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生产场地非常简陋，吃的是菜场里捡来的烂菜叶，每天要工作14小时。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煎熬, 他们向老板提出不干了，老板当下找来两个打手，说学徒费、住宿费等共400多元，要走可以，每人家里拿500元钱来。两个地痞说：“如果没钱，逃跑追回来断脚断手，用摩托车撞” 。几天后，趁着老板都睡了，唐前才爬围墙逃走。

另一则说，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中学15岁女孩李燕（化名）和另外5个年龄相仿的女童辍学后，到浙江义乌市一家工厂当绣花工。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女童们经常恍恍忽忽的，有的被绣花针扎得鲜血淋漓。一天，女童们准备结算工资回家，狠心的老板不仅分文不给，反而要她们倒贴次品费、房租水电费等，幸亏有亲戚在义乌市，女童们每人借了100元后才逃回老家。李燕哭诉：“我们要给衣服、帽子等绣上花，每绣1000针，才赚1分钱。”

据说全世界目前仍然有2.5亿以上年龄在5至17岁的童工，这个数字已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2.8亿人）。而童工中的绝大部分（1.27亿人）生活在亚太地区, 其中据说中国也有多达1000万以上的学龄儿童在从事劳动。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虽然在1991年就公布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又进行了修改, 并且加强了监管。但迄今为止童工在中国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说童工问题在中国仍然非常严重, 也不无根据。

有人说, 童工问题的本质是贫穷。也有人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大国，有一部分就来自童工的贡献, 因而童工问题亦有政策导向的原因。

至于如何整治非法使用童工，有人抛出了诸如加大法治力度，对非法使用童工行为坚决打击; 劳动、工商、公安、工会、妇联等部门联合起来综合整治;对个体、私营业主进行经常化的道德教育等等“高招”。但人们还是怀疑, 仅靠打击和教育够吗？童工家长愿意吗？童工自己愿意吗？

看来, 如果我们的制度缺陷和贫困面貌不能得到根本改观，就不可能从源头上消灭“童工”的来源，即使强行让儿童呆在家里, 他(她)们又怎么活呢？

再看看妓女。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即使减少一倍按照1000万人来计算，依然意味着每70个女孩中就有一个是“小姐”。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也是让人不舒服的。

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居然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湖南某村中有姐妹在外面操皮肉生意，家里的房子迅速盖起，村民大骂不要脸。后来村里的女孩断断续续都被该姐妹领出挣钱，不几年村里楼房俨然，于是成为了小康示范村。面对采访镜头，村民皆称“政策好”。

有人指出妓女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摆在穷人脚下的路比富人少得多。所有的穷人尤其是女人，都只有三条路:第一，继续穷，第二，做妓女，第三，去死。当那些达官贵人酒足饭饱之后，猥亵地谈论那些风尘女子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女子过着怎样令人心酸的生活，她们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为之担忧为之尴尬呢?

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年轻女子在某个街头叫卖： “先生，您要快乐吗？” 我们是否能读出她们脸上农民的心酸影子?我们是否看到农村干瘪的乳房和城市高悬的阳具?我们是应该感到亢奋呢?还是应该感到羞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