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么个“直白发问”被几度推上舆论之颠，有人还将其冠上“钱学森之问”作为噱头，以利进一步推波助澜。据说，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合还给新任教育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公开信，呼吁人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这让我想起读研时，曾选修地球和宇宙学。女教授告诉我们，她非常赞赏钱学森和他倡导的气功、人体科学研究。当时我很纳闷，钱学森是研究导弹和运载火箭的，为什么会对气功感兴趣？气功不是体育或医药界人士研究的对象吗？

后来接触了一些练气功的人，才明白气功的真谛是正法门修炼，这才搞清为什么气功不是体育或医药界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没有什么现代科学的门类，能真正对气功进行“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在中国的知识界，只有那些真正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勇于探索的人们，才敢涉足玄妙和超常的气功修炼。

我想，依钱先生的头脑和见识，他在美国求学和教书的经历，在中国的培训和研发历程，目睹这些年对教育的摧残，尤其是文革时的毁灭与近三十年的堕落，对简单的“钱学森之问”，老先生难道没有答案？显然不是。

想来在钱学森心中，他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只是钱先生没有说，也不能说；其他人，比如安徽的十几个教授，借钱学森过世的时机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能明说，不敢明说，也不便明说。也就是说，“钱学森之问”从根本上看，其实是明知故问；而坊间的回答，虽然林林总总，却大多答非所问。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大意是说，其实中国的言论自由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了，这让我们有幸接连不断地听到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有个性”的声音。比如搞经济的郎咸平，懂军事的戴旭，爱政治的韩寒，都有几把刷子，能够给人们带来新奇，带来震动。

看到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畅行无阻，受到亿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你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言论自由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了。这里说的还只是正式的文章，如果要把文章中的评论、跟帖也算进去，那就更不得了。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浙大教授的观点，可谓很独特、很偏激、很雷人、也很到位。他抨击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和英语教学，把北大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都骂成汉奸。他其中一个观点触动了我的神经，才让我有冲动写出自己的一点感想。

比如“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 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

比如“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

他的话确实发人深省。我们一些“出国族”，谁不是一步一步考出来的？想想真是上了西方人的当了。因为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学习他们的东东，我们从娃娃开始就被迫学洋字码，一学就是3～40年，到现在还没学好呢。你说你英语牛，你的口语能牛得过人家大字不识几个的清洁工吗？你说你英语棒，你的写作能力能比得过人家高中生吗？你最多专业英文单词多认几个，可你又比不上人家的本科生吗？

我们花在英文上的时间有多少？从初中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直至出国，我们可以说是“书不离手，曲不离口”。我们读过的英文教材比我们读过的中文教材要厚十倍、百倍；我们参加的英文考试要比我们参加的中文考试多上十倍、百倍。想一想，北大清华的精英们只需2成精力来对付专业课，8成精力都用在如何申请美国（或者别的国家）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何等的浪费，何等的让人痛心！

可见，所谓“钱学森之问”得以产生的土壤，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奉为神灵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机制本身。具体说，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禁锢，不是别的，而是“官家”对学术的极端控制和对功利的极端追求。

大学如果是探求、传授知识的场所，思想和学术就不能有任何禁区；政治干预的本质，就是限制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炮轰中国的大学，他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虽如斯，中国还是有“真的猛士”，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发出呼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有一群人或一个团体，能代表当代中国教育，发出本应该更响亮的声音和力量，使中国教育的灵魂不致付之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