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埃及变了天，而且北非几个国家也跟着乱了，于是有人意淫：中国会不会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官家”此时似乎也坐不住了，于是开会，开高级别会。“胡哥”说了，“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此言怎解呢? 有“专家”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日益凸显其挑战性、紧迫性和危机性，它就象一颗定时炸弹，实实在在地摆在了高层的案头。你说，“胡哥”纠心不纠心?

有人说，当前中国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很显然，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就业结构为例：197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一产占 70.5%，二产占17.3%，三产占12.2%；2008年变化为一产占 39.6%，二产占27.2%，三产占33.2%。

1978年我国的二、三产业职工人数只有11835万人，2008年二、三产业有 46826万人，30年共增加3499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6万人。非农产业的劳力从 1997年开始，已经占50.1%，超过了50%的临界点，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

又如城乡结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08年则为 45.7%，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有17245万人，2008年达到60667万人，30年增加了4.34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447万人。

再如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这样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是个农业社会的结构。直到1978年，农民仍占 82.1%。真正发生这个大变局，转变为工业国家社会结构的是这30年。

可惜的是，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候，没有适时抓好社会体制的改革，没有适时抓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因而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比较，现在的社会结构是落后了。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大家莫要急躁!

是的，你这一代可以不急躁，但问题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则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政治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只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曾记否，英籍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中国讲授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时，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可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展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它需要牺性一些人、一些阶层和一些组织利益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