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 2006年是中国传统“根文化”的“发展年”。大家对照回顾了一下, 觉得此话一点不假, 有例为证:

其一、“告密文化”。据说2006年, 作为中国重要的“根文化”,“告密文化”就“传承和发展”的不错。大家知道,“告密”在中国己有几千年的历史，玩到现在可谓至纯至金, 有人甚至一生专司“告密”, 靠“告密”改变了人生, 成就了“福贵”。所谓“打太极”, 所谓“掺沙子”, 所谓“人盯人”等等, 均为精道“密方”。

由于浸淫在“告密文化”里时日太久，以至很多中国人习惯了“告密”, 进而养成了事事都不敢自己承担责任，总觉得把什么事情向“组织”说了，将来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你“组织”同意的。久而久之, 人人“告密”便成了美德。

典型一点的事例, 说是在2006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记者王东红历时3天，劝说潜逃两年半的嫌疑人姜振东投案自首。不想此等“道德表率事迹”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一语戮穿, 说这其实是“背叛和出卖”, 是“告密文化”的经典演绎。

“徐研究”的理由很简单, 说因为《道德观察》记者的“告密”，破坏了在逃人员对社会的信任, 他们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软弱、悔罪、想回归社会的良善心理将受到致命打击, 从而使更多的在逃嫌疑人决心在逃亡的路上走到底。

人们在难以理解的同时, 确实也有些恐惧: 照“徐研究”的说法, “告密文化”岂不是扎根于国, 成了人人习惯、生活必需? 这又何解?

孰不知, 对现实中国来说, “告密文化”根本无解。因为一个人治体制的“合法性”, 就在于催生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告密在这里形同美德, 并得到人治体制的许可和鼓励, 成为传统人治社会中“君臣博弈”的重要资源和工具。

其二、感恩文化。2006年, 大家听到的“主流感恩”之声, 几乎在全年时段不绝于耳。象“几千年来的盛世”,象“农民感激中央免了二千多年的农业税”,象“贫困孩子上学不要钱啦”等等, 真真的是“感动中国”。

前不久，重庆又出了一次“感动”, 说是公安机关远赴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9省市，为在当地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上门服务，办理第二代身份证。不少喜出望外的农民工，拉着远道而来的民警热泪盈眶。

人们纳闷, 服务群众是公安机关应尽的职责，但重庆警方的举动为何却让农民工感动落泪呢？

正如农民工自己所说，没想到公安机关会不远千里上门服务，而且是专门为农民工服务。因为平时他们受惯了白眼，习惯了喝斥，而今偶遇这种“热情服务”，岂能不感激万分？

可见愚民是多么的“上上策”, 愚到一定份上, 你稍做一点该做的事, 就山呼万岁, 这是何等的“顺民顺治”, 这又是何等的“千年盛世”。

其三、性文化。据“主流分析”, 2006年中国人不但找回了“自己的性”, 而且高举“性的旗帜”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名人性事”、比如“一脱成名”、比如“潜规则”等等, 哪一件都可谓“里程碑”。

性文化迅猛发展的首要标志, 是所谓“性生活低龄化”。珠三角一项小范围调查显示，随机的192名中学生中17.7％有婚前性行为。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国内10％—30％的大学生有过婚前性行为。

其次是所谓“性质量”。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调查，发现有32.4%的受访男性和30.0%的女性同时拥有多性伙伴，其中又有45.2%的人有过5个以上的性伙伴，13.3%的人有过30个以上的性伙伴。在“性技巧”上, 此地域有9.6%的男性和8.3%的女性为肛交的稳定群体; 有55.1%的男性和23.8%的女性购买过性服务; 有20.6%的女性和18.8%的男性经常使用性器具或助性药物。

当然, 真正“文化”一点的, 要数有个叫李银河“性专家”, 她在整个2006年几乎是“没消停”地在媒体“火爆说性”, 燎得国人“性趣昂然”, 大有点发动“性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比如李银河称：“家庭一夫一妻制，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完全没有问题”，“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开淫乱Party之类，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等等, 着实让人有点“消化不良”。

据说李银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还是“建议我国设立批准同性婚姻的法案”的第一人。此外, 她还一口气几乎把所有“生殖器问题”全部提了出来: 什么“卖淫属道德问题非罪化”、什么“在一份和谐的性爱面前，道德什么也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男权制批判”、什么“应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等等, 不胜再点。

如此下来, 大家感觉不消几多时日, 中国肯定是会在性文化上“世界领先”的, 因为此时中国的性文化事业, 有人倡导, 有人实践, 亦有人受益, 全然一个“生机勃勃”的场面, 没有一点“不好”的意思, 这岂有不领先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