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 刊登了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某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撰写的文章，宣布经过“官家”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

该文章说，这条新路的“路基”是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据说的“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而“路面”则是某某某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这听上去着实让人“兴奋”, 因为前不久大家还在集体做“大国梦”，谁知梦还没怎么醒, “民主”就从天而降了。这是真的吗?

于是大家急忙拿出了民主的镜子, 照了照中国的“民主现状”:

——“至高皇权”虽然不复存在了，但领导至上和一元集权却新生了。比如：领导讲话，不分大小，都为“重要讲话”；领导指示，不分对错，都要“遵照执行”；领导出行，不分皂白，都需“前呼后拥”。比如：司法运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公民权，都要“服从于服务于某某的决定权”，各级地方人大、政协, “一个举手, 一个喝酒”。

——“奴仆尊卑”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官为本”、“官高一等”却盛行了。比如：制度设计“以官为主”，社会地位“以官为尊”，说话办事“以官为准”，有官职者享有吃喝、住宿、用车、说话等“特殊待遇”。

——“无法无天”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有法不依、轻法重权却膨胀了。比如：在保障公民权利、人大监督、司法独立方面; 在提供公共服务、义务教育方面; 在新闻出版、知识产权、财税收支、资源开发、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方面，都存在着执法不到位、不严格的情况。而在党务、政务活动中, 则普遍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文代法”的现象。

——“思想一律”虽然不复存在了，但统一口径、报喜隐忧却平常了。比如：在党务、政务活动中, 忌讳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在思想领域忌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舆论监督上忌讳群众批评、深度曝光。

…… 等等等等, 难道这就是所谓“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吗? 难道这就是所谓“成功地开辟的民主政治新路”吗?

人们哑然苦笑。事实上, 长期以来，“官家”始终在政改问题上有太多的禁锢，好像一搞政改, 就“很危险”, 就会“否定什么”、“放弃什么”、“不利于什么”, 甚至会“亡这亡那”。

其实“放低”一点看, 人们现在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民主新路”, 而是期盼能不能尽快落实现行宪法上写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 果能如斯, 就算“烧高香”了。

比如, 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等, 哪一条不是迄今也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为什么? 因为在当下中国, 政党活动和政府运行还没有完全置于宪法约束之下，“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解决, 治党与施政也没有严格区分。

比如,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若一个公民真要依法行使这些权利, 却往往需要请求被抗议对象的“批准”, 根本就找不到独立的司法程序和机构给予保障。

如此看来, 关于“中国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的说法, 纯粹是一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放卫星”的遗臣逆子, 捏造出的一颗“政治卫星”。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民主, 充当世界上“最好的民主”，进而强奸民意, 千秋万代。

所幸的是, 中国人民此时早已“相当有才”, 很难就范。因为历史的摧残让他们几乎看熟了“放卫星”的个中计量, 他们追求民主的伟大理想, 岂是几个跳梁小丑换换花样、编个概念就能改变得了的吗?

 

(附图:“放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