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卫生部长高强在“两会”期间，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相当惊人的高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

人们在相关报道中，还看到记者对“高论部长”谈话时微妙心态的细致描述：高强摘下了“工作人员”的牌子，戴上了“政协委员”的胸牌，并称“这样说话方便点”。

在确认自己的身份“转变”之后，，“高论部长”才举例说，医疗体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建设涉及发改委，药价、医疗收费涉及物价局，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教育部，医疗市场、药品质量还有医疗广告的管理涉及工商局，总之“很多很多”。

很显然，高部长要溜，而且显得底气不足。这样的表演对中国的公众来说，大抵屡见不鲜。不过，高部长的“高论”，倒是引导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权？谁有责任, 或者谁有资格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由此人们想起了毛爷爷。大家是知道的，毛爷爷被称为顽固的“农民治国”，坚持的是“平等主义”的原则。解放以后，政府一起致力于建立一套廉价的，惠及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到七十年代末，全体城镇居民和大部分农村居民都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障，这是当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能够取得令人羡慕的国民健康成就的主要原因。一九七八年，世界医疗组织曾经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到二00二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然而，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却自我放弃了从前的一切。人们似乎相信，当“饼”越做越大时，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结果怎样呢？改革前，中国政府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只相当于GPD的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二00二年，这个比例达到了5.4%，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看起来好象很乐观，可是拿印度一比，就出问题了：印度在毛爷爷时期，每八年死亡的人数，就相当于中国解放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此时印度和中国的预期寿命相差14岁。医疗改革二十年后，在政府和个人医疗支出成倍增长的情况下，印度和中国的预期寿命差距却从十四岁下降到了七岁。

二000年，世界医疗组织对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的医疗系统进行了一次评估。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一百四十四位。更没面子的是，在自称具有“先天公平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医疗资源和资金的分配，却惊人地不公平，排名居然落到了第一百八十八位，属倒数第四，仅此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对照“毛时代”中国医疗保健体制受到的广泛赞扬，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汗颜的反差。

如果用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但这个巨人拖着两条瘸腿，一条是医疗体制，另一条是同样千疮百孔的教育体制。以前中国经济还不是那么庞大时，医疗和教育两条腿还十分健壮。而今身躯膨胀的同时，双腿却萎缩。人们不禁要问：拖着两条瘸腿, 中国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