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中国人提起来就比较郁闷。有个新编笑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大家的心态。说是一日，有中国、俄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穷人，各自推选了一名“代表”来到天堂，询问上帝各自的“平等机会”。上帝对“俄代表”说：俄国的穷人需要50年才有平等机会。“俄代表”大哭道：我是见不到了。上帝又对“印代表”说：印度的穷人需要100年才有平等机会。“印代表”也大哭道：我是见不到了，可能连我的儿子都见不到了。这时“中代表”连忙问：那我们呢？不料上帝大哭起来：中国呀，连我都见不到了。

笑话虽说是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人们对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难度的耽心。前一段有人甚至“慌不择路”，提出了一些据说是“过激”的办法或者说法。比如“中国应该提高原教旨社会主义含量”；比如“中国改革会不会导致一场革命”等等，似乎“山雨欲来”。

不过，有识之士还是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动摇”，但同时“中国的社会不平等也具有长期性”。为什么？理由很充分：因为中国独特的人口特点和经济特点。

从人口上来说，有识之士“精辟”地提出了大家“公认”的素质问题和“断层”问题。素质问题大家好理解，就是穷人太多，且太没文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素质特别对民主政治“水土不服”，所以较长时间内还只好用“特色”一点的办法。

“断层”问题据说是“新鲜”点的, 说的是中国社会象个很扁的断了层的金字塔，富人占少数，点在中心，底座是“大的无边”的农民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而中间几乎没有中产阶级队伍，属“先天性自然灾害”。据说最佳的社会结构，是“西式橄榄”型的，富人和穷人都少，而中产阶级居多。不过中产阶级不是说来就来的，这东西比较“娇贵”，不好培养。有人算了算, 中国即使现在每年出来5000---1000万大学毕业生，也要大约50年时间，才能凑够中产阶级人数基础。

从经济增长上来说，有识之士则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势头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改革的“巨大成果”。只是由于“历史欠帐太多”，弄得GDP越增长，带来的社会不满和不平等问题越大。比如说教育产业化，本来是个“好东西”，把GDP推上去了，却因为穷人的孩子没有钱，反而没书读了。比如说房地产，几乎是大中城市GDP增长的“法宝”, 据说上海三分之一的GDP都是房地产的“功劳”，结果也是因为穷人太多，才使“房价有点高”，大家“有点看法”，这恐怕也只好等将来培养起大批中产阶级后才能解决。

这样看来，好象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时间问题，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培养中产阶级，以及为中产阶级继续“打造”足够的GDP，“面包就自然会有的”。

可是现实有点“不买单”，因为据说经济学上新近“引进”了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叫“基尼系数”，说如果该系数在0.3至0.4之间, 为正常状态; 超过0.4为警戒状态; 如果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那么，我们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资料统计，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而目前我们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综合起来也达到了0.545。如此紧急的状态，岂是慢慢培养中产阶级可以缓解的？

事实上，透过基尼系数,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更严重、更揪心的问题, 那就是导致贫困、高于贫困的人的基本权利不平等问题。当我们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拿着GDP向全世界炫耀的时候，也许他们全然忘了，这里面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有多少市民失去了工作，又有多少农民工几乎是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天工作16小时以上才“创造”的。

有人列举大家“司空见惯”的死亡赔偿问题，说在中国看似平等的死亡，却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比如著名的“矿难”，一次性死亡人数“够得上”重特大事故的，就会引起中央的重视，死难矿工一般就能赔个20万元左右。而那些死于“小事故”的矿工, 恐怕就没这么“命贵”了。一般“私了”，也就是个3万、5万的，有的甚至连哄带吓只给个1万、2万。

吉林通化集安市有个丁某，骑摩托车与富人家的狗相撞，结果人狗双亡。集安市人民法院经过3次审理，最后判决丁某获赔1.9万元，而狗主人家获赔1.4万元，人命仅稍贵过狗命。有人按某城市计委公布的生活费标准算了一下，一条农民的命=14000元，而一条市民的命=54750元。类似此等大量最基本的生存和死亡权利的不平等问题，又岂是经济上和时间上可以自然消除的？

很显然，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不平等或者歧视，直接导致了观念的、人身的、经济的不平等。那种认为单纯把GDP搞上去了，或者认为单纯把人的素质搞上去了，就能一揽子解决社会的深度不平等问题，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愚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