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5月21日深圳富士康上演了“十连跳”，有关部门却相当地“冷静”，说死者系个人原因自杀，与我“伟光正”之政策制度无关，更与“血汗工厂”之说无关。甚至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称“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

好在中国还有几个“有种的”，不带这样跟风玩的，他们公开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于是，便有了调查组的进入，有了“工资仅900元不到”、“训练成了机器人”、“几乎全是农二代穷二代”、“同一寝室流动性极大，互不认识”......等等“发现”。

迷雾于是拨开。富士康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众生凄惨图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任何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一样地生活着”。(引自《南方周末》5月13日报道)

一个大活人，而且还是个憧憬美好生活的年青人，忽然间被训练成机器，然后是“自愿加班”，然后还衣食不足，然后还无人沟通，然后还毫无前途......等等，若再稍加点“个人原因”，他（她）除了自杀还能干嘛？

与此同时，另一个连环消息也在中国上空发酵，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48岁的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村民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7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死亡，另有11名学生受伤，其中2名儿童伤势严重。而之前从福建南平郑民生杀童事件起，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己有四起震聋发溃的伤童案余音未散。“五连砍”杀童案不由得不使中国民众伤心与震惊。

更使人后怕的是，如果“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成立，如果“杀童案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无疑，那么，富士康的“十连跳”以及小学、幼儿园的“五连砍”，就不仅仅是富士康之殇，幼儿之殇，而是中国之殇了。人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这或许就是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悲音？

“十连跳”与“五连砍”的数字表明，中国社会己经扭曲成这样一副图景：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的童年一代，一下子隔入到了死亡的阴影之中，一方面，成千上万学童上学或放学的时候，每走过小学或幼儿园，就有一种非常紧张恐怖的感觉，警察、保安和带红袖标的老师们在校门口站一大堆，这同孩子们天真无雅的笑脸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我们成千上万的所谓“IT梦青年”，在生命权、休息权都无法保障的现实面前，只好拿着高科技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站在GDP垒起的十层高的大楼上准备“放飞自已”。这是“中国理想”的何等不协调，又是中国现实的何等协调，它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们要停下去。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要骂娘，想到“五四”时期“骂人高手”鲁迅先生。鲁迅当年骂中国的历史，因为他看出“吃人”两字，更因为中国历史没有提供让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自然要骂梁实秋，梁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气定神闲，而他却满怀焦躁地一步步地迈向虚无。

可怜现实版中国之鲁迅精英们，在虚无的忧伤中，日子还得要一天天地过，就算为了“不发疯”、“不变态”——且把时间投入谩骂，骂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骂“官家”的苟且偷安，骂一切文人的放荡无耻......但骂到终了，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自杀，也为自己的孙子不被砍，便也噎住了嗓门，弱弱地承认：“中国人性，太人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