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胡哥带着“常委们”进行了第36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后的结论是“要提高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水平，保证基层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际效果是CCTV高调播出了胡哥等领导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的情况。此举据说被“敏锐人士”猜测, “可能表明高层希望各级人大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代议机构”。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将近30年后，中国人民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是多么的普遍与强烈。以至于一次寻常的“官家秀事”, 也被诠释成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性动作”。

关于政治改革, 在中国确实是有很多的猜想。有一种观点据说非常有影响力，说是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的，而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并不重要, 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经常以举例的方式指出，尽管有些国家实行了民主政治，但却无法保持政府甚至社会的稳定，并因此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相反, 一些实行威权政治甚至专制统治的国家却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民主的, 比如巴勒斯坦、尼加拉瓜; 专制的, 比如古巴、越南等等。他们据此认为，民主政治并非特别值得追求，更不值得为其付出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的代价。

人们不知, 为什么中国竟然会有如此“阿Q”的人, 以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只需追求丰衣足食，而无需得到任何作为其同类的他人对自己人格的认同或平等对待。换句话说, 在这些人眼里, 中国可以是这样一个例外的社会: 大多数个人可以无需展现自身的人格和意志，也无需参加该社会的政治生活, 人们只需像圈养动物一般, 等待少数人“公平”分配和安排一切。

还有一种更令人惊骇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将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断定鼓吹实行“民主政治”的人, 很可能就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这种论断让人们越发糊涂，因为假设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就会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 人们就将无法理解那些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 为什么还会孜孜不倦地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

其实，“民主政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乃至日本，在政治上一般都被认为属于西方国家，但它们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相互存在巨大的差别。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德国是内阁制，法国则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奇特结合。英国和日本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内阁制，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双方仍有较大差别。

也就是说, 即便实行了“民主政治”, 也不能说这个国家或这个领导就属于“西方”。哈玛斯在巴勒斯坦的“西方式”政治选举中获胜，但很难说哈玛斯是一个以西方国家利益为念的政治组织。尼加拉瓜本次大选的获胜者桑解阵（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总统候选人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也并不以亲西方而著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通过“西方式”的选举上台并获得连任，这对作为头号西方国家的美国似乎算不上是个好消息。在俄罗斯，同样并无迹象表明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的普京总统，一定就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言人。

当然, “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模式之一，无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但人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仰或是内心感受上, 均认同和向往这样一些起码的特征：民众通过各种政治选举普遍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多党竞争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责任政府；宪政体制严格约束各级官员的权力；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提供保障。

因此, 我们在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两个态度。一个是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政治喋喋不休的批评，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接受其他国家在其内政问题上指手画脚。另一个是坚决反对少数人将一种优良的政治制度“西方化”。因为一种优良的政治制度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率先实行，都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这就像技术文明一样，中国也没有任何必要让别的国家完全垄断人类在政治文明方面的成果。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奉劝中国的“阿Q”们: 不要仅仅出于对国外批评的逆反心理, 而拒绝推行对国家有利的政治改革。更不要因为该种政治改革看上去对自己眼前不利, 就放出种种“阿Q猜想”左右阻挠。如果那样, 无疑等于赋予了外国势力对中国政策的反向否决权, 也无疑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