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几乎成了“悬念”的天堂。大家疯也似的纷纷把目光聚集到中国, 聚集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什么谁是未来王储，什么谁上谁下，什么政改动向等等, 总觉得肯定有“大动静”。而所谓“社保派”（保守传统社会主义）、“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和“资改派”（倡导全方位的西方化改革），则围绕“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彻底改革），还是走中间（有限改革）”, 狼烟迭起，汹涌澎湃。

直待真相大白, 大家才“哦靠”一片。人们定下神来仔细想想, 其实“官家”对今后的政治路线早已明确。早在今年2月26日，温哥就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而胡哥也在“6•25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两篇文章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左拒右，一方面明确地回应“社保派”要求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一方面又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当然更不会接纳“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张。

至于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甚至谁是未来王储，早已不再是一个牵动全局的主要问题。因为无论谁当选，都不会改变毫无悬念的路线政策走向。这是由一个组织的本性与集体利益所决定的。

有人说, 在“红色记忆”禁锢的中国，其实思想从来就没有解放出来。几十年来, 大家不断地聆听关于“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各种“精辟论述”,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 经历了诸如“中心”、“基本点”、“旗帜”、“特色”、“不动摇”等等，最后说到底还是个“坚定不移”, 仅止而已。

这么看，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只能是长期的“次优选择”。即比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战乱动荡、严重滞后，优势明显；但与发达国家的民主、法制社会运作体制相比，则差强人意。

有学者也把这种“次优选择”，称为“温和的专权”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权威”。但这个“温和”，不是人们理解的传统意义的“开明”，权且推断为当代中国已经实际进入到由宪法和民间分享部分国家权力的崭新阶段, 而“官家”也已经认识到了。

假如这个推断正确，“官家”将至少继续沿着这种“部分放权，次优选择”的路径推进国家综合发展。至于在远期的未来是否过渡到宪法政治，或甚至能发见开拓出更佳的政治路径，人们乐观其成。

当然，实施“次优选择”是要成本的。一个成本, 是执政者内部的腐败问题。这既与缺乏法制约束力有关，也与“干部”中普遍缺乏信仰追求, 导致回归“物欲”有关。这从陈希同, 到成克杰，再到陈良宇身上，可以充分证明。

“次优选择”的另外一个成本，则是在一个开放程度极度中庸的政治体系中，其所推举出的最高领导人，是否会因为体制的需要使其一代比一代更“深刻历练”, 进而创造不足，甚至愈来愈缺乏竞争开拓的视野及魄力？

果真如斯, 中国将来的领导者会不会在面对其他文化中“海选”出的强势政治对手挑战时，缺乏足够的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