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广州市政府前些天发出了“紧急叫停年底突击裁员行为”的通知。宣布凡裁员达20人以上的雇主，必须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不符合当局规定裁员条件，雇主不得将雇员“炒鱿鱼”。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建龙表示，这项通知只是针对“个别企业不正当裁员”而特别设置的，意在堵死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一些企业惯用的两大“阴招”：一是以“期满终止劳动合同”，解除超过10年工龄的老员工；二是把员工卖给劳务派遣公司，以此逃避与老员工签订长期合同、支付解约经济补偿金和缴交社会保险的责任。

其实，此前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早就闻到了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而弥漫的“火药味”。据说闹得有点“过”的，就是有“改革前哨”美誉的广东。在上月，广东省东莞市多间台资和港资的工厂，就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罢工事件。维权人士认为，除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冲击是劳资纠纷的主因外，薪酬水平追不上物价升幅以及台商和港商漠视工人福利，都成为工潮的导火线。

最受关注的，是港资爱高电子厂几千工人，因不满调升膳食扣款，却未见相应增加工资而引发的工潮。工人集体罢工及堵塞道路，事件中有数名工人被捕。此外，台资世昕电子厂也因遣散问题，引发数百工人堵路，亦引起不少关注。

这让人联想起最近广为流传的另外几条新闻。第一条，说的是湖南女子李丽云因丈夫拒签而难产致死的故事。《都市快报》11月30日载文“拒绝签字后面的悲剧人生”，将李的人生轨迹做了一番回顾。大家读后不自觉地浮出这样的想法：对于李丽云来说，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因为即使李丽云顺利产下婴儿，就她的生存状况，等侍她的，肯定还是看不到尽头的凄苦人生。

其实，李丽云与她的家庭也曾经奋斗过。尽管李丽云还有3个弟弟妹妹，家计艰难，但其父母为了圆她的演艺梦，还是提供学费让她就读于长沙电影学院。然而，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中产生的大学里，资质平平的李丽云并没有通向星光大道，而是象成千上万漂泊游民一样，最终只能与一个生存能力同样低弱的游民相扶相伴，并编造各种藉口向家中索要，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直至生命终结。

李丽云的命运与其说是当下中国底层人群中的特殊现象，还不如说代表了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群体，即80后的新失业群体。

第二条，说的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军炮兵学院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肇因是该校8,000名“委培生”因为文凭不被教育部承认，在校园发起集体抗议行
动。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逐年走低，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无法就业的人日益增多，同学们还是希望手中多一张资格证书，更何况，他们为了这张资格证书花费了好几万金钱与4年光阴。

第三条，是重庆沙坪坝家乐福商场抢购引发的踩踏事件。根据记者调查，参与抢购队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本人在四、五十岁时下岗，生活艰难。其子女辈大多无法就业，成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难者之一的蔡仪明，是一位有30年工龄，每月工资仅800元左右的无线电厂工人，他还得负担两个没有工作的儿子。作为这个低收入家庭经济支柱的蔡仪明，为了节省22元钱于凌晨赶去抢购，却不料命丧踩踏。

这三件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新闻，看似“官家”说的“个案”，却与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前的广东“个案”异曲同工：它们的背后，均有所谓教育体制、就业机制、保障机制等等改革政策的“造化”和“光环”。

如此，人们自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官家”每每出台一项类似新《劳动合同法》这样，自称关注民生的改革政策，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反而成为端掉社会底层成员最后饭碗的契机或借口呢？

人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某些“官家”的能力、动机和“代表资格”了。若更深一点看，人们甚至怀疑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官家”根本就无法真正落实，类似提倡民主、关注民生、吾老吾幼之类的事情。

于是，中国便没了“人民”，更没了“官家”。此时的众生，索性都抛了良心与道德，裸了身体与人性，纷纷跑将出来抢夺饭碗：但见举国上下，有钱的靠钱，有权的靠权，有名的靠名，有色的靠色，大家一起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一派“和谐”。至于那些无钱无权无名无色之辈，只好或“节哀顺便”或“早死早投”。没办法，
“谁叫你活在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