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是要讲良心的，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认同。至于"官家"，人们似乎不但要求他(她)们有普通百姓的一般良心，还要求他(她)们具有历史赋予和要求的政治良心。

那么, 当下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良心呢？说起来很简单，这便是拿出勇气"让《宪法》真正运作起来!"

有人不解，《宪法》不是写在那里吗？还要怎样？难道又要修改不成?

其实不然。《宪法》固然写在那里, 但经过"文革"的浩劫，经过"改革"的磨砺，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宪法》的作用, 他们至少没有如《宪法》规定的享有"八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 他们甚至没有如《宪法》规定的完整的财产权。

毛爷爷的"革命",让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 但无可回避的是，此后的"继续革命", 却又让中国陷入动乱。而邓爷爷的"改革",虽然让财富在中国涌动，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 但同样无可回避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 也使中国有了两极分化。

也就是说，"革命"是以暴力方式推进的, 这是无奈的必选。而"继续革命"和"改革"则是在很长时间以违宪方式推进的。这据说是必须的，但确实又是"实用主义"的。长此以往，中国必然出现道义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此时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人心思治, 此时的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看到"《宪法》大治"。于是, 便需要政治良心了。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进行"实质性立宪"：即全民（包括执政者）就公民权利以公权力性质、构成及其行使，再次达成契约。民众认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公民权利得到全面认可和保障。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在政治上"还权"，而不是"放权"。因为"放权"是"赐予", 可以随时更改。而"还权"是"归还"，不可随便收回。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将本属人民的财产归还人民，将本属农民的土地归还农民，将本属工人的资产归还工人。

还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正视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普世价值，去除它的虚浮成份。我们能不能扔掉"西化"、"自由化"的大棒，冷静地想一想：马克思是哪里人？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正视当年毛爷爷在延安时期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实行民主政体。

进而我们敢不敢纠正关于"民主"以及"三权分立"的一些误解：其一、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其二、"三权分主"既不姓"资"也不名"西"，而是无名无姓无阶级的治国工具，它的本质仅仅是权力制衡。其三、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国家人民一样, 应该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中国的各级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如斯等等，中国的民众寄愿望于胡哥的"和谐社会"。如果说，毛爷爷靠"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执政党的"第一次创业"，而邓爷爷靠"改革"，富裕了中国，完成了执政党的"第二次创业"，那么，这回胡哥是不是要使出十二分的政治良心，高举"和谐"的大旗，构筑强大的民主中国，进而完成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

此等福音，十三亿人民有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