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即, 据说这回叫得比较凶的议题, 是民生问题。CCTV今天报道说, 会还没开, 有关部门就收到了6000多封群众来信, 绝大部分是反映民生状况、意见的。"官家"为了"和谐开好两会", 也在27日急急地宣布: 中央预拨的106亿元教育经费己经到位, 农村儿童今春可以免费上学了。

这样的好事, 老百姓当然很高兴。但私下里人们还是感觉到"机关"里的"内紧外松"气氛――许多部门和官员都象往年"两会"期间一样, 干起了所谓"严防死守", 所谓"重点排查", 甚至所谓"围追堵截"的事情。为什么? 说白了, 就是怕出群体性事件。

前不久, 中国的有关部门公开表示, 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并且呈现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连接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说实话, 这个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人们记得, 在毛爷爷时代，中国是个典型的"运动"社会，"运动"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比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而改革开放以来，"运动"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只不过因为现今人们不再喜欢"运动"这个伤心词，改用"群体性事件"罢了。

当然, "群体性事件"与"运动"相比较，表现出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是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其二个是越来越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一些"群体事件"因为参与者追求经济利益所引发，但最终演变成为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另外一些事件表现为参与者对政治利益的直接追求；也有一些事件则表现为参与者通过政治方法或者事件的政治化来达到经济利益。

更麻烦的, 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使早先的"群体事件"由政府掌控转变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掌控。换句话说，政府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相关, 这也是这些年政府努力调控经济社会却成效不大的根本因素。

与此相关联的, 是中国的宗教复兴问题。日前《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上海华东师大两位教授所作的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

《瞭望》周刊也报道说，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官家"争夺民心，企图"把某某主义抛弃"，因而变成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这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大家从未真正地公开讨论过，自然也没有任何定论。人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原本的政治理念已经崩溃，传统的道德观也被摧残，结果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或者价值观真空。

也有人认为，宗教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自由度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创伤自我疗治和愈合的重要机能, 不必大惊小怪。

但现实终归让一些人感到后怕――"领导我们事业的组织", 现在人数只不过7000多万，而信教人口则多达3亿。这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且还在增加之中。用"官家"语言形容, 这绝对是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了。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当信教人口已经达到如此巨大规模的时候，执政者就必须如履薄冰，以敬畏之心慎重以待。既不能掉以轻心，放任自流，又不能如临大敌，以排山倒海之势予以围追堵截。

很明显, 不论是"群体性事件"的激增, 还是宗教信众的复兴, 均给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做文明政党"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执政党应该有能力允许和尊重各种正常情绪和正常信仰的存在。

换句话说, 中国的执政党至少应该在社会管理方式上进行深刻的政治变革, 才有可能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具体说, 就是要把政府转型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从以往从事经济活动为主体, 转型成为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体。

不仅如此, 从长远看, 执政党还必须向社会赋权, 逐渐培植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因为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也变得很复杂。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尽管政府一直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不会是也不应当是唯一的角色。只有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参与，社会力量才可分担政府的责任，减轻政府的负担，这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效率，更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可持续性。

不管怎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应当成为社会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人们期待, 英明的"官家"以及"人民代表", 在"两会"期间, 至少能够有一两声这样的呼吁。也许今年呼之, 明年又呼之, 后年再呼之, 契而不舍, 循环往复, 终可接纳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