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 以及在中国经济界“相当管用”的经济主义似乎非议颇多。有人将自由主义的“集体失声”状况, 表述为“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自身误入歧途的结果”, 而把经济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失意”, 形容为“这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巨大悲哀”。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 人们一般认为, 中国原本是没有自由主义的, 纯粹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泊来灌输”。只可惜这些个“泊来灌输”的自由主义者很不争气, 一登陆就迷失了方向: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太过于现实，竟然失身成为权贵资本的工具。

如此, 中国的自由主义自然就成了“短命鬼”: 他们既没有在成长之初得到“官家”的许可, 也没有在发展之时得到民众的支持, 似乎己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 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 或者说目前中国改革所遭遇的重重困境, 是不是就不需要自由主义了呢? 人们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假如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 不是只扮演一个反对角色，不是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而是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假如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不是只顽固坚守“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资本概念, 而是强调贴近民生的社会保障, 并不否认自东向西的倾斜扶持。那么, 他们关于“用制度来制约权力”、关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关于民主自由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一系列有效主张, 是不是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实践有益呢?

事实上, 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邓爷爷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而此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或者“市场社会主义”, 其实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表述。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关于中国的经济主义, 有人把它解释为“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经济主义的出现,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也促使中国社会各界把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

最后, 经济主义还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甚至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从此中国社会就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

当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沦丧, “涌现”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裸奔”、“官员腐败”、“世风日下”事件之后, 人们才猛然发现, 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多么的重要。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能不能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这远比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更为严峻。

有人提出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

也有人提出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是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非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那么, 到底有没有可能, 或者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呢？抑或到底有谁, 又由谁来确定核心价值呢？最后即使有了核心价值, 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呢？

且让我们“和谐”地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