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有两则消息听起来颇有点意思。一则说,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向中外记者介绍太湖污染事件近况时说，无锡走的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然会在初期碰到一些早期工业化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包括涉及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难题。他并拿出英国的例子称，英国作为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首都伦敦曾是“雾都”，泰晤士河是“臭水河”。所以说，生态遭破坏的问题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随着工业化步入中期，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都放缓，而随着工业化步入后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都会相对下降。

大家知道, 中国环保形势的严峻，国内外媒体皆已多次报道。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认为，环保问题才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而面对内外压力，中央政府早就明确强调, 中国“绝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言犹在耳，这个无锡“一把手”的对外发言，却逆流而动, 暗示“诸侯的意思”, 中国还是要等到工业化步入后期，污染才能下降, 环境才会好转。这让人相信, 在当今中国政治体系的中端、下端或末梢, 确有一股罔顾中央政策与百姓福祉的“负面势力”, 他们不但无视民生, 而且还敢“叫板中央”。

另一则消息, 说的是胡哥这次的“香港回归十年庆典”之行, 据说最后的活动是“深圳湾口岸开通”。按道理，深圳湾大桥分成两段，香港段占3.5公里，深圳段占2.5公里, 本来是需要“两地两检”的, 但是由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这里实施了灵活、创新的“一地两检”, 使口岸检验出奇的方便快捷。

尤其绝妙的，是处理深圳和香港的汽车，需要左右行换道的问题, 外界原本都有疑虑, 但这次当胡哥的车队驶过深圳湾大桥时，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秘诀是设立了一条“换道立交”, 车队驶过这条“换道立交”，就无意之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左右行换道问题。

两则消息,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却道出“官家党”执政体系僵化与灵活的两面。大家于是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那就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随着世界格局的大变化, 中国的“官家党”本身能持续多久呢？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 现在看有点“伪命题”。因为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官家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发展。

但要理解“官家党”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是“官家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官家党”，但很显然，“官家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官家党”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官家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

“官家党”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官家党”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组织。

然而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就“官家党”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官家党”面临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来得弱, 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

换言之, 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在中国, “官家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民众利益无法选择, 就只能要求“官家党”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简言之, 在中国, “官家党”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那么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叫板”与“换道”的两则消息，人们对如此反常的情况会同时发生在中国, 自然就比较理解了。人们甚至由此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