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两会”又要开了，这回一如往年般地“热闹”，据说光是记者就报了2800多人，想见开销也是“不得了”。

有人说，这次的“两会”有些特别的动静：一个是“大部制”改革要出台，一个是中央政府要换届，再一个就是台湾问题要表态。此时的众生，已然对台湾问题早没了谈兴，官员们个个都在算计着自己和他人，看看谁权大了，谁没权了，谁下台了；而民众们则在算计着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仅希望这回“官家”能不能动点真格的，少开几天会，少用几个干部，少花几个钱。

因为民众们听说，中国“官家”的规模好生了得。拿2007年来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官家”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有人拿了“康乾盛世”作为参照，说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 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当时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再拿美国作为参照，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官家”的开支比率要低得多。

可怜中国5.4亿城镇居民和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的可支配收入也不过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按照更全面一点的说法，去年“官家”能花的钱，除了财政税收5.1万亿，应该还有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总利润1.6万亿元，总共算起来有15.7万亿之巨可以花。那么，中国“官家”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说“用在了民生上”，并举例说2007年，“官家”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花了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 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有人当下拿了几乎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比，说去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 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当然不能一味地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但是，人们单从比率来看，也不是看不出问题：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官家”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

由此可见，中国“官家”不是没有钱花，而是“很会花钱”。各级“官家”的钱大多花在形象工程、办公大楼、迎来送往、豪华轿车上，花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业项目上，当然有的就直接花在腐败上了。

难怪有人呼吁，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能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直接退给老百姓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老百姓呢？

比如，在“两会”期间，也给中国老百姓寄去汇票，直接分一点国企的红利，或者索性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如此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