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京奥，中国以一流的硬件，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表现，呈现于全球面前一个“一流中国”的形象。而京奥后不过一月，中国接连发生“山西溃坝”、“三鹿奶粉”两起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再现了中国“第三世界”的另一面。

看到一流中国的西方人士，不免会得出中国威胁论或“北京模式”，而看到第三世界一面则会得出“中国崩溃论”。而一流和三流交织在一起，就是中国的真实发展现状。甚至一流里面也有三流的暗点，比如形同虚设的京奥示威公园。而三流的一面也有一流的闪光点，比如对事件的迅速处理、新闻公开和高官问责。

如果说“一流”表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三流”则体现了中国体制的弊端。“山西溃坝”与“三鹿奶粉”有一个共同的深层根源：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而日益崛起的资本力量。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主导社会的单一政治力量逐渐向资本与政治权利共同主导方向演变。

奇怪的是，崛起的资本并没有追求民主，追求法制，而只是追求更多更高的利润。它们不惜收买媒体、官商勾结，寻求体制内的代言人。于是便有众多跨国企业为回避本国的工会、劳动法规、健全的福利制度、高昂的环保成本，而纷纷向中国转移。即许多“官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双赢”。

海外有不少观察家把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的现行制度联系起来，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甚至有学者指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过渡到民主的问题，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行制度已无法解决面对的挑战，其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已受到严重挑战，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西方的民主化。

而在现行框架下，中国的民众却没有了太多“妄想”。他们唯一期待的，并非遥远的民主，反而是至高无尚的政治权利。因为他们知道，目前的中国，能够与强大资本力量对抗的，只有“最高权利”。

说白了，面对资本的崛起和地方形成的官商勾结，草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期待“圣明”。通过“最高权利”的震怒而后怒斥而后忍痛割爱，打击有责任的官员，打断官商的同盟或者至少给这种同盟增加巨大的成本。

山西省长孟学农的辞职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也是自非典特殊时期后，第一个因为生产安全辞职的省长。而这个效应马上就在“三鹿奶粉”事件上发酵：河北省政府上午还仅仅免去石家庄一位副市长的职务，到了下午就追加免除市长的处罚。随后，市委书记也辞去了职务，三鹿董事长更是刑拘入狱。

在这种代价下，许多官员都在考虑付出的成本，而资本也在考虑事发之后被官员抛出做为替罪羊的风险。

看来，“官家”面对一波接一波的考验，正在体制内不断地提升调整能力和学习能力，这至少说明，中国仍在进步，大的问题仍然可以解决。这也恰恰反证，中国现阶段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此，管它“一流”、“三流”，走着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