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被各种"改革举措"弄得有些"神经质"的中国公民们,很快就"深刻领会"了精神实质: 干部可能要涨价!原因很简单,几乎和"上面"每次出台房地产方面的"调控"政策一样, 每出台一次,价格就"调"高一次。

于是,干部们又紧张了起来。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新的"市场行情", 以便从新定位"市场价格"。恰在此时, "上面"似乎也了解到了"下面"的难处,为使"下面"能"切实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就索性"曝光"了几种"买官卖官"的典型:

最大胆的卖官案--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掌握实权就搞"官帽批发" 。武保安在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武保安"卖官"有其固定"程序"：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选择时机、反复受贿，论贿行赏、以贿定官。他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使集体领导沦为虚设。

最隐蔽的卖官案--陕西省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值得注意的是，张改萍在卖官过程中，钻了陕西省干部制度改革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她卖官的时间从2000年直到2005年，几乎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行相平行。在任期间，她对干部工作"常抓不懈"，甚至在被"双规"之前不久，还在"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对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考核、程序、范围、内容以及评定的标准"，要"使干部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

最令人震惊的卖官案--马德案查出"卖官腐败链"。2005年年中，被称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在北京一审宣判：因收取17人贿赂603万余元，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不仅如此，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也被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其中，曾向马德行贿50万元买官的黑龙江绥陵县原县委书记李刚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还牵涉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

上述的“曝光”似乎“太高、太贵”,为“体恤”基层一点的干部,“上面”就顺便通报了“平价”一些的典型:

至此,除“无量”级的市场行情尚属“国家机密”,不好见人之外,其余各级各类行情大家都“心领神会”了。有“忧国忧民”之士据此认为“三个文件”一定会同过去N多文件一样“适得其反”,最多可以充当“无形的手”,调节政治的、经济的人事需要。若硬要找个“历史意义”,恐怕就数“党政领导干部健康欠佳可离职”这条有点“新鲜”,估计此后有人会很“体面”地因“健康”原因而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