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谓“保先”活动“圆满结束”、一批贪官污吏包括解放军中将被清算后，胡哥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被全球媒体频繁提及，蕴含着人们对中国“政治上崛起”的期许。与此同时，十七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也在加快调整，而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改革似乎也树立了一面新的借鉴之镜，中国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议论又开始了升温。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一直在循序渐进，只不过没有像经济改革一样取得令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要看谁来评价了。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没有多少进展，因为他们是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的。但在拉美人、俄罗斯人和东南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又是富有成效的: 既没有出现拉美式的“政经突然倒塌”现象，也没有出现俄国式的“国家分崩离析”灾难，更没有出现东南亚式的“恐怖循环爆炸”惨景。虽然存在官员腐败、贫富分化、法律失灵等等现象，但就整体而言，中国还算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发展着。

人们看到, 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通过日积月累的民主经验形成“官场惯例”，进而对“政治人”行为加以软性约束。比如，越来越走向“正规”的部门首长在所管辖领域出现大问题时，要主动请辞或被免职的惯例；省市级官员上任时发表就职承诺，公开执政思路的惯例；遇到突发事件，相关官员必须到现场与老百姓协商解决问题的惯例等等。前几天中组部负责人说, 地方领导人换届过程中将贯彻“三个扩大”，即扩大提名环节、扩大考察环节、扩大选举环节，这意味着在官员任命上要比以前的“干部任命公示制”又多一个惯例。

这些新的执政表现，确实带有较明显的民主色彩，也能够反映一些现实民意。甚至在可操作性和实施细节上，人们还发现了很多形式上和过去不同的一些姿态和表现。比如中国去年出台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采纳了412万人的建言，包含着许多数字化的政治目标。比如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罗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项目。

但是, 人们还还应当看到，中国潜移默化的政治改革虽有“从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众知情和舆论监督等方面还是相当地乏力，没有多少“治恶”的机制。对此, 胡哥的说法是“中国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温哥的说法是“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将来能够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都表明，中国若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 可能会是相当相当遥远的目标。

由此可见，对中国社会变化的预测和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轨迹，一些民主人士与执政党当局，在指导准则和具体作法上存在巨大的差别。这就好象两只固执己见的鸵鸟, 一个乐以选举制度（多党制度），言论自由、议会民主来评价中国社会的发展，一个却乐以国情特殊、民众认同、中华复兴需要来“调教”中国民众的理念。结果似乎相当“搞怪”: 一向被“民主鸵鸟”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的“专制鸵鸟”,    居然自发地意识到“民主”对自己的重要性, 并作出了种种有益的变革,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些需要。不过，令“民主鸵鸟”始料未及的是, 这些变革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专制鸵鸟”的力量。

这样看, 既然中国的“专制鸵鸟”们都能够在新的中国社会生态中, 不停地寻找切入点，调整自己。那么, 那些自视清高、手擎民主自由之剑的“民主鸵鸟”们，不是更应该不断地调整和变改自己吗? 难道中国的民主就非得是台湾的“街道民主”、伊拉克的“战争民主”、美国的“金钱民主”或者印度的“族群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