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国内各大媒体和网络对我国公款消费的议论颇多，原因据说是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于3月13日发表了《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的文章，文章称仅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达4000亿元，公款吃喝达2000亿元，两项相加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如果再加上每年约3000亿元以上的公费出国，总支出则达到9000亿元以上，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0%。

熟悉中国官场门道的人士知道，一般有人对某人某事某部门提出了公开的“挑衅”，过不了多久，必然有某部门某人跳出来“反驳”。

果不其然，财政部前两天就出面了，指出 ：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的说法不实。且看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对比如下：

 

项         目                  竹教授数据                  财政部数据   

  公车数量                   400万辆                        180万辆

  公车消费                   4085亿元                     1000亿元

  公款吃喝                   2000亿元                     172亿元

  公费出国                   3000亿元 (1999年)     29亿元

  占财政收入比重           30%                           4.5%

 

这么一说，人们几乎要“同情”广大长官了。按财政部的说法，连吃喝带乘车再加上出国，总共一年才1200亿元左右，仅占财政收入的4.5%，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最好的机制和最好的队伍呢？若真是如此，我们还搞什么机构改革，反什么腐败？

这让人想起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人们普遍对教育和卫生医疗问题有切肤之痛纷纷指责之时，教育部和卫生部却感觉良好，满腹委屈，甚至拍案而起。他们都会在短暂的不安之后，历数“丰功伟绩”，反驳“不实指责”。最经典的语言公式就是“我们以世界上最低的什么什么成本，创造或者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什么什么”。这回轮到财政部了。他们也许要“套公式”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少的金钱支付管理着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社会人群，真可谓人间奇迹。

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人们听到、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实实在在“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因为拿人数来说，大家都感到“官多如毛”。去年有人算了算，说“官民比”是1：26，据说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35倍, 可谓史无前例。虽然人们对“什么是官”有争议，而且简单地与古代比也不尽科学。但若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我国的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不能不说，官还是太多了吧。

再拿行政成本来说，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已增长了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 到2003年上升到19.3%。如此支出速度，世界上除了中国，又有几个国家的百姓可以忍受得了呢？

如果再算上“行政乱作为”，或者“行政不作为”的帐，恐怕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说了。比如一些令人羞耻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一的各级政府办公楼；世界第一的城市广场；世界第一的公款吃喝、公车竞赛；几乎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九亿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下岗队伍和儿童辍学队伍……等等如是。我们能不汗颜吗？

如此，我们俨然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另类逻辑：表面看体制的核心是皇权，或者类皇权。而事实上，体制的核心却是诸候权，或者类诸候权。因为部门和地方虽然没有决定权, 却可以任意释权甚至越权，而最终负责任和买单的却是皇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怪象：部门和地方可以是永远“杰出的”或“正确的”, 而中央政府却永远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徘徊。一旦有了“闪失”，诸候就取而代之, 继续延伸着“博大而精深”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