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突然问，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可能还真是比较难回答。因为从政治上说，好象没什么变化，应该算社会主义吧？但从经济上说，好象变化就太大了，至少应该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吧？倘若要从意识形态和最广大人民的地位来说，恐怕谁也说不清是什么主义了。

那么，指导我们思想、领导我们实践的，是何方神圣呢？是“思想”？是“理论”？还是“代表”？

这样的问题一提出，恐怕有人要“寒蝉”了，因为据说比较“敏感”。如此我们只好换个比较“麻木”的角度：现在有谁可以左右中国的最高决策？有人提了三大势力，说第一是国有企业；第二是中国的省级诸侯及“扶佐”势力；第三是跨国公司和外国势力。

中国的国有企业，表面看名声是比较糗的，但那只是老百姓的感觉。其实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对决策的影响一直都是巨大的。虽然从总量看, 现在国有企业的份量减少了，但其“力量”却强大了许多。国有企业今天比之过去越来越垄断，越来越庞大，已然是左右中国决策者和决策部门的重要力量。据说这次吴仪副总理去美国“购物”，带了200名中国企业家，其中90%以上就是国有企业的老总。这样的“政治待遇”, 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较量还没有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暂时还不会广泛地“授予”民营企业。

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有悠久历史，并且以省级诸候为代表。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大佬”们，一直是中央决策者们考量问题的重点。历史上就有很多关于中央担心某地做大，而把某地“大佬”请进中央“高就”,从而消除“影响”的事例。现在的各省驻京办事处事实上都是地方势力在京城的院外活动集团，他们终日为地方利益游走于决策部门, 成为中国特有的“游说班子”，也对中央决策产生不可小视的作用。

中国自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影响可谓越来越大。每当中国领导人接见国外大企业家时，或者每当中国领导人出国参观大企业的工厂时，隐含的“软压力”时时彰显。更复杂的是，跨国公司还经常“推出”本国政府，通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再由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进而影响中国的决策。

人们甚至还担心, 国有企业、诸候势力和跨国资本总有一天会出现类似“勾结”的情况。因为据传国有企业还在进一步“改革”，办法就是允许跨国资本“进入”。而恰在此时，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引进”跨国资本，理由是“振兴地方经济”。这样下去，不久在国企、诸候和跨国公司之间形成“共同利益”，进而产生“共同语言”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长此以往，我们还会有多少社会主义呢？或者我们今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主义”呢？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有特色”主义？或者什么主义都不要？大家很难猜测，只是知道，按“经典”的说法，恐怕今后是难保有多少社会主义。这对民众来说本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民生的状况会不会因此恶化? 民主的进程会不会因此停滞? 甚至会不会导致我们过去经常批判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出现？会不会让我们的劳苦大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