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是没权惯了的, 过去据说私底下说个事都很小心, 更不消说公开说什么或者公开写什么了。原因很简单, 因为闹不好, 就可能被人打成“反革命”。

不过, 自从有了网络这个东西, 大家似乎胆子就大了许多, 发展到现在甚至出现了所谓“恶搞”。

什么是“恶搞”呢? 有人定义说, “恶搞”就是当前在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形式, 以完全颠覆的、滑稽的、无厘头的表达方式为内容, 来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或者“深刻”一点说, 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 在新的媒体中的崭新表现形式。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

可能是中国人“憋”久了的原因吧, “恶搞”这么个“新生事物”,居然在中国一登场就一发不可收拾。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难逃“恶搞”的命运。

比如古典名著被“恶搞”。电视剧《西游记》热播后，一些人炮制出了《西游记后传》、《东游记》、《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个版本，有的剧中猪八戒变得勤奋刻苦并深受女孩子的喜欢，以至于有的孩子竟问猪八戒有几个女朋友；有的剧中孙悟空与王母娘娘的养女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而在网络上被“恶搞”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的仙丹变成了壮阳药“伟哥”，玉皇大帝则最喜欢用望远镜看人裸奔……

比如标志性图像被“恶搞”。福娃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却被“恶搞”成数个版本，有的将一些著名笑星的漫画头像安到了福娃头上，有的将福娃的头像置换成2005年五个超级女生，有的将福娃改制成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些人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将福娃变成莫名其妙的北奥福娃战队、葫芦兄弟版、圣斗士五福娃、黑暗使者五福娃等等。

比如主旋律影片被“恶搞”。电影《闪闪的红星》被“恶搞”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网络短片。片中所有画面都取自电影，演员、对白配音和影片字幕几乎全被篡改，并把原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也换成了“八七电影制片厂”。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竟变成了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据媒体反映，此片制作粗糙，配音质量极差，还夹杂着一些下流的人物对白。

甚至雷锋也被“恶搞”。2004年，一篇题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的文章在网上肆意流传。文章说：螺丝钉还有不干的时候，而且是永远不干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好说。可能是“制度缺失”的时候吧，有意外（生命之外的制度缺失）或者死亡（生命本身的制度缺失）的时候……有的人还以“恶搞”的手法编造了所谓的“雷锋的20条死因”，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有的人甚至觉得20种死因还不够“全面”，便又加上一条：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

对于“恶搞”风气上升到“叛经逆道”的地步，依“中国黄历”肯定是早有人“不高兴”的。于是就有人开“座谈会”了, 高呼“红色经典不容恶搞”、“捍卫精神家园”等等。有“专家”甚至认为“应及早立法对‘恶搞’行为进行规范，不能让崇高感沦丧下去”。

当然, “那里有打压, 那里就有反抗”。支持刹住“恶搞”之风的人认为，拿红色经典来“恶搞”,伤害了“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而反对打压“恶搞”的人则认为，现在中国网络上好不容易才有的一点言论自由, 来之不易, 应倍加珍惜。不应该借打压“恶搞”之机, 行扼杀自由之实。最好的办法, 是网友有“恶搞”的权利，而官方有“和谐”的胸怀。

若要追究“恶搞”流行的原因, “深一点”看, 在“解构”的意义之外，“恶搞”其实是一种精神重压向外宣泄的过程。因为现在人们普遍感到, 压力太大，生存太难，而官方媒体所勾画的美好景象与民众的切身感受, 又有着巨大的落差。这让“恶搞”风气有了发展的空间和社会基础。换句话说,“恶搞”事实上己经成为一种最好的被变异了的宣泄方式。“恶搞”流行的背后, 潜藏着全社会集体的精神抑郁，潜藏着愤懑, 潜藏着叛逆。

如此, 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也和其它国家一样,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禁忌和虚伪。如果这种虚伪过度膨胀，最终使华丽的语境包装不了丑陋的现实，由之产生的道德虚无感，反而让“恶搞”有了满足人们希望能拆穿谎言和表达不满的颠覆作用。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主流媒体也象许多国家的媒体一样, 也能把“官家”不道德的丑态自由地表现出来，“恶搞”还会流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