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要是讲道德的，而道德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我之间，但凡合情合理的关系，孔子均概括谓之“仁”。

从浅处讲，“仁”字就是二人，我们做个人，少不了跟人来往，事事情理之中的关键，在于须过得了自己，又过得了别人，中庸合宜，允为人道。

仁是互相的，感通的，越多人能进入这种交流互感，这个社会便越好越和谐。这是做人的讲究，本应人人终身做的学问，无论智愚，也无论贵溅，都可以从平常的生活中体会得到，从善精进。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这一思想，合乎人情人性，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也为“行王道、施仁政”之必由。正因儒家有这样的好理想，便有史上那怕极权霸政，也会打它的主意，好好利用的经典故事。

如是，可以说儒家是个好东西。但“仁”从二人，永为交互之道。假若不管君君，唯追究臣臣，父不知父慈，却命子必当子孝，一旦成了单向单行之路，便会出大问题。

这就好象好吃的东西放上桌，会引来苍蝇乱飞。我们不能因见了恶蝇种种，便要掀掉整桌食物。而是先把虫子赶走，再将食物外表受污染的部份切除，美食依然美食，我们仍可享用。

仁是双向两面的要求，要想有来必先有往。你诺果然君为仁君，父为慈父，受惠者感恩知报，自然讲出心底谢忱，并以忠孝回馈。这些善言义行，值得鼓励。关键是，施惠者不宜自己不离嘴边，强人答恩。德贵于施，若变质为交易议价的买卖，本来可喜的美事，竟成了可恶的唠叨，反令人厌烦。

儒家之仁，只为德性原则，东西虽好，却非万能，不能拿来代替其他的原则。所谓道德是道德，经济是经济，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各个范畴不同，自有运作的方式和轨道。俗称“道德不能当饭吃”。

换言之，道德不能直接变成商业或法律或政治。我们的传统，自古找到德治这把钥匙，可惜走着走着，到后来不但没有把德性原则与其他原则的分际弄清楚，反而越走越把那条界线搞混了。于是，事事道德化，人人泛道德，德治变人治，乃成社会病态的一大根源。

所以宋明以下，士大夫越来越拿抽象的德理和惯性的礼教无限上纲约束人心，什么不同政见的新事物一出，自上到下便道德大棍齐挥，群起诛心审判。

道德礼教之所以搞到吃人的地步，是因为统治者光说不做，做也是只要人家做，自己最重要的是能说。对照当今之中国社会，其实早已对传统道德心死百遍，道德不道德实在是无所谓，然而，一旦发现异己，便皆惯性拿出道德，先看出身，续定成份，再猜疑居心动机，如此这般，便当果有其事，说翻脸就翻脸，势成水火。

孔子的德治，贵在反求诸己。史上诺碰巧有自省能力强，并肯践行不息的君子得以在位，国家便万幸，人民则生息。可惜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终归是人治，属依人不依法的治道，没能开出客观的政道。

道德可以帮助政治，但却不可代替政治。中国传统政治，越是拼命讲道德，越是没有超出人治的客观轨道。结果是泛道德，图用道德解决一切，结局反沦为政治灾难。

西方中世经过耶穌教，一度以宗教代替政治，或模糊了政治，结果也是泛宗教，一样成灾难。这不是宗教不好，只是有她的范围，凯撒政治的东西，仍应归政治的方法办才行。不同于中国的是，西方在跌跌撞撞中，找到了民主法治政道，虽非万能，也不是最好，但与“伟光正、高大全”的人治相比，自然是公允自由的多。可惜儒家治道，走了几千年，终究没有走上这样的政道。更何况我们今天所谓儒家，大半己非儒家。今日中国殿堂上的孔家店，早已是一只被异变的怪兽。

即便如是，仍然有许多有识之士看好儒家。儒家的天下观、大同观，原本是超越一家一国的，甚至孔子在境外，国际上由衷的肯定与接受，反而比在国内权力中心和民间群众中都多出许多。这或许需要中国人自已拿出勇气，找回原儒真精神，并有足够的见识和足够的魄力，正视儒家应有的价值所在，重新还它一个道德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