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需要真话和良心的时候，讲真话的巴金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走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无奈现实的开端。我们再也没有大师了，我们再也不会有大师了，我们甚至再也不需要大师了。

为了这个时代的延续，巴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血与泪，爱与恨，灵与肉，筑就了一个1300余万字的文化丰碑，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活力的人文宝库。他坚强地顶着大师的帽子，守望在中国文学的家园，耕耘着越来越荒芜的土地。他甚至以生命的痛苦延续为代价，痛苦地为别人活着，为中国文学活着，为早该结束的这个时代活着。

巴金是伟大的，因为他崇高的人品和文品。他身在20世纪的中国，却赢得了犹如18世纪法国的卢梭，19世纪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崇高的声誉和爱戴。他是个文学家，却更像是道德家、思想家，甚至于社会改革家。他不断呼唤良心，呐喊真话，以至于人们忘了他的年龄和身份，寄希望于他的更大力量。

正因如此，巴金又肩负了太多的希望和责任，他悲哀不已。鲁迅走了有郭沫若，郭沫若走了有茅盾，而茅盾走了却只剩下巴金了。中国的文学需要他撑着，中国的文化精英也需要他撑着，甚至中国的意识形态都需要他撑着。因而他要在72岁高龄时继续写作与呐喊，不断地掏出自己的良心，呐喊真话的回归。他还要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担当文化要职，以“旗手”的名义维持着大局。他最后连死的权利都不由自主，在几度要求安乐死不准的情况下，不得不无奈地表示：“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

然而巴金不知道，就像人们没有告诉他，他的人生挚友冰心老人已经去世了一样。人们也没有告诉他，他代表的那个时代，其实早已过去。他的良心和真话，并没有为掌握所谓主流文化和时代脉博的人物，所动容和采纳。相反，他被供上了神坛，成为维护这种既缺良心又不讲真话现状的“卫道活佛”。他被利用了，而且是以“痛苦地活着”为代价。

幸运的是，人民喜欢巴金，因为人民最需要良心和真话。虽然有可能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读过巴金，甚至根本不读巴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认同巴金的良心和真话，不认同巴金的文品和人品。只不过人们不愿意那些最没有良心和最不讲真话的人物，借着巴金的崇高威望，禁锢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愿巴金在天之灵保佑他一生追求的良心和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