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例子之一。讲的是两个嫌疑犯（Ａ和Ｂ）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８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１０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１年。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了坦白，被各判刑八年。显然，这个结果对两个嫌疑犯来说都不是最好。因为如果两个人都抵赖的话，则只会各判一年。但这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在“坦白与不坦白”的各种组合中，Ａ和Ｂ都不能通过单方面的改变行动而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谁也没有动力选择“不坦白”，这个所谓人类的“理性要求”。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也就是说，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这恰好可以解释前不久媒体披露的“家属拒签手术而致妻儿双亡”事件。据说舆论围绕着拒签当事人肖志军的责任、接诊医院的过错以及手术签字制度的利弊，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其中就有说当事人肖志军视签字要求为“卖身契”，以及医疗机构视手术前签字为“责任转移”的。

于是，卫生部“官家”便在12月10日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签字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患者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责任的转移”。“患方即使签字，并不能免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旦违反医疗原则所应承担的责任”。

也就是说，卫生部“官家”给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由此可能会给沸沸扬扬的“拒签事件”画上句号。也许此后再遇类似拒签之类的“囚徒困境”时，医疗机构可以摆脱“集体理性”，负责任地对患者履行救死扶伤的紧急医疗义务。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类似“拒签事件”的困境举不胜举。比方说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将近30年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所少见的快速增长，国家财富剧增，在国际社会的崛起成为现实。但奇怪的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中国大众带来“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却越拉越大，以至于出现荒唐的“囚徒困境”局面：大家共同努力使自已的收入差异拉大。

“理论”一点说，这种局面就是经济发展反而导致了一个极端分化的社会：传统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化在继续延伸，并且有恶化的迹象。流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恶性私有化、企业垄断、腐败等多种因素，城市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包括低工资者、下岗失业人口、退休人员等。由此中国社会高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是人们经常所强调的收入方面，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文化和行为上。社会群体间不仅没有互信，反而互相排斥。富人讨厌穷人，穷人憎恨富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因为社会的极端分化，中国民众对社会和谐的渴望可想而知。所以“和谐社会”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大众普遍欢迎和接受。同时，社会对为实现“和谐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但是，人们更担心，“和谐社会”会不会被一些人再次有意误读，从而成为那些预先占据了有利位置的“先富起来的人”又一次盘剥的机会？而本身就处于弱势的广大民众，会不会因为怕失去“和谐”的机会，进而再一次接受盘剥？

从这个角度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否对陷入“囚徒困境”的中国民众更有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