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的籍贯, 有人撰文一口咬定在中国，而不是此前经典的犹太圣地。这位“专家”的道理很简单, 说若汉语早先没有上帝和神的词汇，译者怎么可能将英文版《圣经》中的GOD译成上帝和神呢?这使人想到很多类似霸道的逻辑。比如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就有所谓“中国奇迹说”, 且分左右两派。右派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这两种说法或这两种人在中国据说都“很有市场”。至于谁更得势, 有人戏称:“都得势又都不得势”。说都得势, 是因为“官家”既需要左派为他们扩张权力，又需要右派为他们推卸责任。说都不得势, 是因为左派时不时要追问“官家”的责任, 而右派则时不时要限制“官家”的权力。这对“官家”来说, 都是要“打压的”。

事实上, 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百姓心里十分清楚: 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既不是左论者说的“政府成功”，也不是右论者说的“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 干。其实更多的、更大的原因, 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

所谓“低人权优势”, 即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 以压制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 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单纯的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 轨国家都望尘莫及。

于是乎短短几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更加吊诡的是, 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 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 的称赞。

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 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客观上使“中国挑战”不可回避且日益严重，进而使外界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从中国内部来看, 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中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 “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 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也搞不成公平市场……

总之,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 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

不仅如此, 中国之大，中国经济之大，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还要大。因此, 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内部若发生社会爆炸，或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从这个角度看, 说上帝的籍贯在中国, 不无道理。因为中国似乎掌握了左右未来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的“圣经”。这部“圣经”的扉页赫然写道: 你生于中国, 必归于中国。

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