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最近“全国杀狗”的事越闹越大, 最后闹到了胡哥那里。胡哥在看过超过六万“爱狗人士”的请愿书后，已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进一步的杀狗行动。

这场“打狗风暴”起因于狂犬病。最典型的, 说是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 自今年1月—7月，被狗咬伤的群众达到360人，死亡3人。于是县政府很快就“果断”地决定, 将全县5万余只狗全部扑杀干净，即使按规定接种过疫苗的狗也不能幸免。

据称，牟定县扑杀狗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人用绳子吊，有的人用电触，有的用棍子打，也有的人采取用药“安乐死”。有些地方的村干部为了查缺补漏，在夜深人静时来到村庄，要么放鞭炮，要么敲盆子，引来狗吠后“顺声摸狗”，再进行扑杀。据了解，该县扑杀一只狗仅给狗主人5元补贴。

在另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狂犬病疫情大幅上升也引发了政府的打狗行动。据新华社报道，截至８月３日，济宁市先后有16人因狂犬病死亡。于是“官家”采取措施，在出现狂犬病病例的村庄，一口气扑杀了５公里范围内的狗。５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畜牧部门还为狗强制免疫。

当然, 在这场“打狗风暴”中, 主流媒体是“功不可没”的。象己往“宣传需要什么好, 什么就最好; 宣传需要什么坏, 什么就最坏”一样, 这回大家众口一词都说“狗坏”。宣传依据说是卫生部门的统计，从1998年至今，国内狂犬病发病人数呈持续增高之势。特别是近3年，狂犬病的死亡人数在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中始终占据首位。2002年全国狂犬病发病为1191例，2003年猛涨到2037例，2004年2651例，2005年则为2537例。而今年1—6月，发病人数已达1227例。

最恐怖的“狗坏宣传”, 要数“首堵”北京。有媒体“特意了解”到，截至7月，在北京市公安局注册的宠物犬数量达到了53.4万只，如果加上未注册的犬数和宠物猫等的数量，北京宠物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只。此种情形被媒体升华成“小区里狗比人还多”, 差点就要把“首堵”说成“狗都”了。

于是中华大地似乎就进入了“狗恐怖时代”, “打狗风暴”就此在许多省市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有点“特色”的, 是各地由“官家”组织了专业打狗队, 有的还发扬“什么都敢吃”的精神, 由“打狗吃狗”发展到“打什么吃什么”。

有趣的是, 就在“打狗风暴”酣畅展开之时, 深圳又发生了“批斗式扫黄”运动, 几乎与“打狗风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说深圳警方在为期三星期的“洗太平地”的大扫黄中，扫荡了600多家娱乐场所，卡拉OK、迪斯科、酒吧、桑拿浴室及发廊等等，拘捕了逾200名妓女及嫖客，并采用“文革批斗大会”形式进行了公审。

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如同赞杨“打狗风暴”一样, 高调“配合”报道了此事。《南方都市报》形容，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驻足观看，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掌声”，一副“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动人景象。其间, 公安领导们对不论是香港“炮友”还是内地嫖客的被捕者，均高声宣读他们的姓名及籍贯，然后宣判各人行政拘留15天。周围的群众都“被正义的气氛感染”，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黄色事业”蓬勃发展的“受益人”。

对于“打狗风暴”和“批斗式扫黄”, 人们自然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因为疫情扩大，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该杀的狗必须杀。但把所有犬都打死的做法，值得商榷。还有人指出，警方将扫黄中抓获的妓女、嫖客予以游街示众，当场公布其姓名、籍贯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现行法律，是无知与野蛮的做法。有人甚至呐喊，人有人道, 狗有狗道, 应善待狗命; “鸡”有尊严，“炮友”也有人权, 应依法办事！

孰不知, 从根子上看, “打狗风暴”和“批斗式扫黄”其实就是当今中国媒体与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主流习惯”: 若耗子多了, 就全民打耗子; 若疯狗咬了人, 则举国杀狗。若黄赌毒多了, 就游街示众; 若治安乱了, 则“严打”了事。总之, 一切随领导的意思, 一切按“官家”的习惯。即便那天领导高兴或者不高兴, 冷不丁要来一两次“文革动作”, 又有何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