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比较“喜欢”政策的，因为政策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况且政策还会经常变化，所以大家不得不“十分注意”，生怕稍有闪失，就“过去”了。

前不久，可能是“皇恩浩荡”吧，连着出台了两个比较“轰动”的政策，一个算是关于经济生活的，一个算是关于政治生活的，搅得老百姓是“用尽脑汁”。

关于经济生活的政策，说的是老百姓议论和盼望了N多年的电讯资费调整。说是中国移动终于选了一个“皇道吉日”，并选择“天子脚下”的北京，推出了手机资费下调的政策。据说此次“下调”是经N多“人治大师”和“经济大师”共同策划，最后才命名为“套餐优惠”。消息一出，立马就引起“政策饥渴反应”：有叫好的，山呼感谢某某某啊，又为人民谋了幸福，手机奴们终于得到解放啦!也有叫屈的，说“套餐”就是个“圈套”，变着法子让人们多打电话。有好事的网站就搞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约77%的用户对调整后的北京资费仍不满意，超过96%的用户认为北京资费仍有下调空间。

对于这些反应，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们非常沉着，他们坚持认为在目前“我国特殊国情下”，这次的“政策”，已经是“接近单向收费”了，言下之意是“够进步”的了。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由于“没文化”，闹不懂怎样才能吃上“套餐”，或者由于自己是“小客户”, 根本就“没资格”吃上“套餐”, 就只好请他们“稍安勿燥”，静候下回“政策”了。

关于政治生活的政策，说的是广受“腐败分子”和“反腐败分子”关注的“双规政策”，又有了新“说法”。“说法”重新划定了“双规”主体、审批程序和时限，并“力保”被查对象的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

据说这回“力度”很大，用上了两个权威机关的两个文件。“7号文件”规定，凡“两规”对象必须是党员。“28号文件”指出，可行使“两规”者仅为县处级以上纪检机关。

反腐心切的人士看后可能有点担心：如此一来，是不是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纪检机关办案？会不会对腐败分子“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而“乞盼”人权平等、依法治国的人士看后，却不禁摇头：如此看来，此前的“两规”，也不知有多少非党员被“弄了进去”；更不知有多少企、事业单位随意使用了“两规”；甚至还不知有多少人利用“两规”弄权玩术、排斥异已。

等等如是，有人饱尝“政策”之苦，有人占尽“政策”之利。往大了说，“政策”这个东西俨然是治国之本，哪天农村不行了，便有了各式各样的“一号”；哪天国有企业不行了，便有了名目繁多的“改制”；哪天教育和医疗不行了, 便有了更要命的“产业化”或者“市场化”。

往小了说，“政策”这个东西又是个治人之术，今天“打江山”的有意见，就找个理由给点关怀；明天“抗战”的有意见，就寻个规定增加补贴；现在“弱势群体”眼看就要“揭竿”了，就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统统做起了“亲民秀”。

如此这般，不管是权贵们还是受众们, 居然都习惯了“政策”。权贵们以“政策”作为驾驭权力、普渡众生的“法宝”；而受众们却把争取“政策”作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

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特有的“中国无奈”：僧多粥少，问题成堆，怎么办？两条路，一条是“选过方丈换过庙”，这好象行不通，因为方丈说素质太差，国情不允，文化不通。一条是“让一部分和尚活下来”，这似乎合理，因为方丈说只要一部分人念出了真经，就能带动其他人也念出真经。于是就有了“政策”，就有了“特色”，就可能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