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总有些“劳心者”，一提起治国方略，就会精神大作，不经意地就能点出个“儒道法，子午丑”来。只可惜在他们骨子里，总脱不了治国即治人的套套，总想着“如烹小鲜”的快感。因而每每点拨出的道道, 也总是差强人意。

话说到最近比较新鲜的“构筑和谐社会”，自然又有人要点拨了。药方 呢？还是老三样，只不过，“风水轮流着转”，这回又轮到儒家了。典型的说法，是“用儒家思想构筑和谐社会”。论据也很充分，甚至还加了现代“鲜猛”的东西：

其一是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推崇自律、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以及尊师重教的儒家思想。甚至在亚洲还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现象，凡是“圈内”的就发达，凡是“圈外”的就贫穷。尤其是新加坡，说是连“鞭挞”这种刑罚，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真是得了儒家的“真传”。有的人由此还批判说，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是大错特错，居然把儒家思想也赶出了中国，让人家“得了便宜”。

其二是说，构筑“和谐社会”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据说儒家最精到的东西，就是“中庸”。而“中庸”的现代说法, 其实就是“和谐”。因此儒家思想对于今天之中国社会的和谐，几乎是一副灵丹妙药。“它对于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纠正金钱至上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有的“专家”还搬出儒家关于“君臣”的观念和家庭观念的思想，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国家稳定和民族繁衍”是何等的重要。最妙的，是有的人居然发现儒家与民主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孟子曾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话。“翻译”过来，竟然是“君王的所作所为有违王道，可以将其更换或者推翻”,“也就是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官员”的意思。

其三是说，历史上曾经有“盛世用儒，乱世用法”的说法。而目前中国就处于“真正意义”的盛世，所以“用儒家思想构筑和谐社会”，是顺应历史，顺应时代潮流的。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一一驳来：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真的是用儒家思想指导和推动崛起的吗？非也!稍懂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在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之后，才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民主体制，才推动了经济的极大发展。儒家思想充其量只是在他们发展过程中, 被吸纳和借鉴过去的一种辅助思想文化之一，其作用也仅仅是为他们尽量规避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缺陷和不足。纯粹是皮与毛的关系。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呼？单靠儒家一家，恐怕日本永远是个“小日本”，而四小龙恐怕也只是个“四小虫”而已。

----儒家的“中庸”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是一回事吗？非也。儒家的“中庸”，本质是“忠君、守弱”和“礼义仁信”。而现代“和谐社会”的本质，应该是民主和自由、平等和公正, 可以说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让我们回到封建时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如此教唆，居心何在？

----中国现在真得是进入“盛世”了吗？非也!非但不是“盛世”，甚至在内部我们还在“花钱买平安”。而在外部，我们还在逢人就谈“和平崛起”。什么意思啊？这不明摆着嘛，我们内部不稳定的因素还多得是，得花钱“武装”好国家机器才能“摆平”。而在外部, 我们其实还弱得很，得讨好人家，最少不得罪人家，人家才能给你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这叫什么盛世啊!

由此可见，用什么方法兴帮，或者用什么思想治国，大家尽可以畅谈。但若是要独尊某家，排斥他家，甚至打击或废除他家，可能就不是个科学、自由的态度。事实上，什么方法和思想最适合当今之中国，历史上有之，东方有之，西方亦有之。关键的问题，不是看方法和思想本身，而是看治国的目的和心态。你若是为人民为民族的长久自由和福祉着想 ，什么样的方法和思想只要取舍得当，都可能是好方法、好思想。你若总想着某某人或某某组织的千秋万代，再好的东西都可能沦为治人的工具。

奉劝各位“劳心者”，切匆逆历史潮流而动，总弄些个治人愚民的“建议”，以免为害百姓，为害民族，最终自己也落个万世骂名。